——谈汉唐文献里便房

作者：程 义

      便房是汉代文献里有关帝王葬制的词汇，该词在唐代文献里也偶有所见，唐人颜师古还曾对《汉书•武帝纪》中所载“便房”做过注解。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和必要的铭刻资料，再加之时代的变迁，词义的变化，研究者有时把汉唐时期的便房混为一谈，在研究汉代便房时，经常引用唐代文献，甚至还有人断言唐代便房就是汉代便房演变的结果。在此，本文拟就汉唐文献里“便房”一词的含义，谈点自己的看法，以供大家讨论、参考。

      梓宫、黄肠题凑、便房、外藏椁是汉代帝王陵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梓宫、黄肠题凑、外藏椁等诸种葬具的看法基本一致，唯独对便房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分歧的症结源自东汉服虔和唐人颜师古的注文。服虔把“便房”注为“藏中便坐”，而颜师古在《汉书•霍光传》的注中提出：“便房，小曲室也。如氏（淳）以为楩木名，非也”。北京大葆台等一批西汉诸侯王墓被发掘后，有学者把形同曲室的回廊定名为“便房”。又有人据《汉书•武帝纪》颜注中所载“便殿，便室，便坐，皆非门大之处……休息闲宴之处耳”，把便房比定为看似休闲之地的前堂。黄展岳先生分别于1993年（《释便房》，《中国文物报》1993年6月20日）、2005年撰文（《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2005年4期）对此问题做了研究。他认为：便房即木制棺房，只用于木构题凑式的西汉帝、王墓，而其他形式的帝、王墓均未见这种葬具。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据《霍光传》传文，可知梓宫、便房、黄肠题凑、枞木外藏椁是指4种不同材质的葬具。传文叙述层次清楚，可知按照从里到外的排放顺序，便房位于梓宫外围、黄肠题凑木里侧。第二，便房即棺房，三国魏人如淳在上引《霍光传》中己指明。如淳曰：“《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螰椁、柏黄肠题凑。”第三，根据前两点，可以肯定在汉代，位于棺材（梓宫）外围、题凑木墙里面的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的木房子就是便房。便房门外是前堂（或称前室），为祭奠之所。在题凑木内侧或内外侧的回廊里隔出若干房间，用来放置各种随葬品，是为外藏椁。因此，从汉代文献里我们可以归纳出汉代“便房”的基本特征：其一，是一种葬具，可以“具”为单位，可以赐予；其二，位于封土堆之下，并有一定的高度，否则就不会有“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汉书》卷70，中华书局1957年，3024页）之说；其三，作用是“保幽灵”；其四，具有“房”的形状，有门户之设；其五，位于梓宫（棺材）之外侧。因此，黄先生对汉代便房的认识无疑是目前最具说服力的论断。

      唐代文献中的“便房”一词主要出现在对高宗上元二年（多少年）四月太子李弘恭陵修建的描述中，在《唐会要》等文献中均提到“隧道左右开便房四所”。比照大量唐代墓葬的地下结构来看，这里的“便房”就是考古报告里的小龛或耳室。沈睿文先生（《唐陵结构名称考》，《文博》2000年1期）、韩国河先生（《温明、秘器与便房考》，《文史哲》2003年4期）也认为唐宋文献里的“便房”就是小龛。

      从唐代文献资料和便房两字的字面意思来看，小龛确实很像“便房”。据《唐会要》的记载，修陵者先为李仲寂，因“玄宫狭小，不容送终之具”，“遽欲改拆之。留役滑泽等州丁夫数千人，过期不遣”，而后发生民夫动乱。继任者韦机只是轻描淡写地“于隧道左右，开便房四所”，就化解了危机。这使我们怀疑：帝陵结构里究竟该不该设小龛？因为，韦机所开的小龛，比照考古资料和史书记载，与两汉便房的性质并不吻合。韦机此人不仅善于营建，而且更善于迎合皇帝的心理。本文推测韦机所开“便房”只是他个人发明的权宜之计，是他运用唐代“便房”含义来附会汉代葬制的结果，和汉代便房无关。

      如果唐代的小龛和汉代作为葬具的便房无关，那么汉代便房之制对唐及后世有没有产生影响呢？最近有学者研究认为：木质便房这一传统在魏晋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可能被废弃了；而在鲜卑等外族入主中原以后，这种葬具被再次起用。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247页）和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659~671页）等人对此进行了研究。虽然目前还没能确定外族重新起用便房的目的，但在这些异族人的葬具上人们确实发现了符合汉代便房特征的图像，如郑岩、巫鸿先生论文所列举的库狄逥洛墓棺亭、傅家北齐石棺第九石上的房形画像等。巫鸿先生在论文中指出，这种葬具可能来自四川，和道教一起传入北方。这是很有价值的推测。这些石棺椁应该是模仿汉代高级贵族墓葬的结果，而上举房形葬具很可能就是对汉代便房的模仿。根据地域的不同，人们选择不同的材质，或木或陶或石来建造便房。由用木转为用石，更符合古人渴求“寿如金石”的理想。而较晚的这些房形椁亭、椁室类葬具应该就是对汉代木质便房的模仿。

      唐代小龛不是汉代的便房，但在隋唐高规格墓葬里经常出现的石椁，其作用、性质、形制均却和汉代便房非常吻合。关于此点，秦建明先生早有论述（《便房考》，《文博》1999年2期）。石椁有屋顶，有门窗，里外有线画，内置棺，这些要素均符合汉代便房的特征，尤其是李寿石椁线刻乐舞图更是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它作为“休息闲宴之处”的功能。使用了石椁的墓主，均为皇室高级成员，正好符合“王、侯”的级别。当然，帝陵极有可能也使用了这种葬具。还可补充一个证据：据陆龟蒙《顾道士亡弟子奉束帛乞铭于袭美因赋戏赠》一诗“童初真府召为郎，君与抽毫刻便房”之句，可知便房上确有刻画装饰，而考古发现的唐代小龛上并无太多装饰。

      当然，唐代文献所记“便房”也非无稽之谈，本文认为只是此“便房”非彼“便房”而已。也就是说，这里的“便房”为一名二物：一为葬具之棺房，“便”是木材名“螰”、“楩”的假借字；另一为房屋之便房，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偏房。尽管偏房一词出现颇晚，但便殿一词确是秦汉已有，至唐代更常见。这在颜师古注《汉书》时就提到了，不过他把地面上的房屋之“便房”和葬具之“便房”混为一谈了。他的思路表明当时人把非正房的处所称为“便房”，其用途是“休息闲宴之处耳”。“便房”一词虽然在隋唐文献里少见，但以“便殿”之意推测，“便”和“偏”的意思相近或相同。金代诗人元好问《临锦堂记》有“河朔版荡以来，公宫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贮管弦、列姬侍，深闭固拒，敕外内不得通，其不为风俗所移者，才一二见耳。”文中的“河朔版荡”是指唐代末年藩镇割据，描写的应当就是晚唐时期的景象。便房里所贮的乐队、列姬和在小龛里发现的乐人，侍女也很吻合。因此，唐墓里的小龛应是对地面建筑“偏房”的模仿。考察小龛里面的随葬品，我们可看出它虽有多种功能，但和主人处理重要事务的关系不大，自然不是正房，而是对地面“便房”、偏房的模仿。

      简而言之，本文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房”一词的含义在汉唐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汉代的便房是木质葬具，位于棺和黄肠齐凑之间，北朝时期演变为可以移动的石质或木质的房形棺亭。唐代的小龛是模仿地面房屋偏房的结果，是唐代的“便房”，但绝对不是汉代作为葬具的“便房”，更不是汉代“便房”演变的结果。在唐宋墓葬里和汉代便房性质接近的葬具是常见的“房形石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