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6—18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12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永城市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约200名秦汉史研究专家参加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148篇。会议期间，举行了中国永城汉文化芒砀国际论坛，共有23位学者进行大会发言。本次研讨会主题涉及四个方面，包括永城与秦汉历史文化遗存研究；秦汉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研究；秦汉文物与考古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秦汉史研究回顾与总结。与会学者围绕议题分九个小组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讨，现将会议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一、永城与秦汉历史文化遗存研究：

      周天游、朱继彪等对永城丰富的文化遗存及其研究价值进行了有益探讨。孙建国建议永城以“兴汉摇篮”为主题，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同时对永城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开发提出几点建议。薛瑞泽通过对西汉梁国生态环境诸方面的分析认为西汉时期梁国的生态环境还处在原始状态；梁国统治者既有修建城池、宫殿对环境的破坏，也有为恢复环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宋超对与刘邦在芒砀山泽活动期间有关的斩蛇、东南天子气等传说进行了再探讨，分析了刘邦集团中的芒砀功臣，指出芒砀与丰沛，对于刘邦集团最初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周正义从形制、内容等方面对两地汉墓进行了比较研究，对芒砀山汉墓保护、开发亦提出合理建议。后晓荣运用大量出土文物结合历史文献对秦代砀郡设县情况进行了考证。李俊山、魏自亮、王良田等对永城画像石、陈胜墓地墓碑、西汉梁国科学技术等问题提出自己观点。

      二、秦汉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研究研究：

      王子今认为申屠蟠在汉末政治动荡年代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取全面回避的态度，表現出“崛然独立”的立場。李均明结合出土简牍，初步疏理简牍数码的演变过程。吕宗力分析了汉代开国之君神话建构的丰富语，指出《高祖本纪》所记载的开国之君神话，从某一个侧面展现了历史的真相。廖伯源探讨了光武帝定都洛阳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原因及其对东汉王朝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影响。藤田胜久讨论了《史记》中孝文本纪的材料及其编纂，尤其考察了汉代诏书的特征及运用这些材料进行编纂的司马迁的历史观。金庆浩认为《曹全碑》是了解汉代河西边疆地区势力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以及后汉灵帝时期的重要史料。蔡亮指出巫蛊之祸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西汉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围绕这次祸乱，整个统治集团开始重新洗牌。王沛指出月令为秦汉社会所重视，地位崇高，与战国以来的黄老思潮密切相关。宋杰对秦汉时期押解中的短途押解和长途押解的对象、目的地以及槛车押解制度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探讨。王彦辉主要对秦及汉初国家在乡里设置两套平行的管理机构——乡部和田部中的吏员、职责、设置源头等进行探讨。王刚认为两汉时期对官吏结构进行了独具特点的知识与政治改造，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历史文化。史党社、田静从古文字资料出发，论证了西周中晚期—春秋早期秦政治中血缘关系的作用机制。孟祥才指出先秦秦汉时期“夏”“夷”观念比较发达，同时论述了这种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政策的积极、消极作用。田旭东论述了兵阴阳家对全面、正确地了解古代兵家和兵学思想及传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张鹤泉对东汉时期吊祭中皇帝丧礼中的吊祭、皇帝亲临吊祭与遣使者吊祭、私人丧葬活动中的吊祭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阎晓君探讨了汉《亡律》的立法沿革，推断唐《捕亡律》应有两个源头，即秦汉之《捕律》与《亡律》。王健认为通过对《潜夫论》的词频分析，显示了王符对民本问题的高度关注。孙家洲指出刘秀处置彭宠之叛时，表现宽容甚至迹近柔软寡断的原因可能是其为了牢笼河北豪强势力而刻意做出的姿态。张小峰分析了光武帝中元元年以高祖薄夫人代替吕后配食高庙的重要意义。沈刚对汉代厩的设置、职能、性质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杨权认为汉初色尚赤不是五德终始说的产物，而是五方帝或五色帝说的产物。雷依群认为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王绍东对汉代过秦思想中“重其亡而忽其兴”、“扬道德而非法治”、“笃于义而薄于利”的弊端进行了分析。庄小霞认为秦“失期当斩”乃是继承先秦以来的军法规定，不能成为秦法严苛的一个直接证据。吴小强分析了西汉诸侯王的六种生活类型，并探讨了诸侯王骄奢淫逸生活的原因。李云豪对秦始皇死亡原因的三种说法进行剖析，深化了对秦始皇及当时时代背景的研究。赵裕沛认为先秦秦汉时期人的身高在政治、经济、普通民众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吕昕对东汉洛阳军事数量、北军军事活动以及洛阳防务的教训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李迎春探讨了汉代的后备吏制度及其在行政系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温乐平探讨了汉代五更的内涵、选拔标准、与三老的地位以及三老五更在东汉之后地位的变化发展。邹水杰分析了汉代三老制度的变化发展。韩帅认为秦汉时期鹿被神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王云度指出解忧公主、冯夫人显示出一股强烈的积极向上的开拓进取的精神，一起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具有历史性的贡献。翟麦玲对汉代孝母事迹主要表现以及产生汉代孝母事迹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尹在硕考察了汉代告地书的内容、结构以及与现实世界行政文书的关联性，并借以考察汉代人的来世观念。刘太祥对秦汉时期在帝王周围设置的大夫、常侍、给事中等固定的顾问官吏以及帝王征召的临时不固定的顾问群体进行了论述。张帆勾勒了西汉河东郡属县变迁的轮廓，分析河东县级行政区数量变化的过程及原因。文霞认为秦汉时期奴婢没有以个人身份登记于户籍，这种情况与奴婢半人半物的身份特征密切相关。贾丽英分析了秦汉律中“同居”的两层涵义，指出同居法适用亲属以及奴婢、客等非亲属。周美华从商鞅变法之“军功爵”溯源，考查秦、汉軍功爵制的变迁及其对《二年律令•贼律》所造成的影响。万义广对汉代关注民生问题的诏书的内容、侧重点、影响皇帝发布关注民生诏书的思想背景进行论述，同时认为总体而言诏书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王文涛通过考察赈济类词语的数量和语义的变化来认识汉代社会救济的发展，从而为将语义学研究引入历史学进行了有益探索。陈新岗指出在消费方面，两汉诸子首先界定了节俭与奢侈的定义，其次论证了崇俭黜奢和崇侈黜俭的经济消费思想，最后给出了两汉社会的主要消费原则。彭卫指出西汉中期以来在时间上呈现出小麦比重增大、菽比重降低、人口数量三条大致重合的曲线。刘庆对汉代致仕中表现出的士人自尊意识、君主如何待下以礼、礼敬臣下以及君臣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李传军对汉代谣言产生的时代背景、统治者对谣言的控制措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党超认为王符对东汉社会道德的堕落展开了强烈批判，见解深刻，发人深省；同时王符对东汉世风的改善充满期待。陈立柱、邢薇群认为司马迁通会古今天人，方式与境界全都别开生面，故自许为一家言，这一家即总（通）而述之者。陈金凤对董仲舒民族思想的主要内容、产生背景以及重要地位进行了论述。刘志平探讨了《焦氏易林》反映的饮食风俗、医疗卫生保健风俗邓社会生活史信息。李现红选取春秋战国之际到东汉末期这一较长时段，将《孝经》、《古文孝经孔安国传》、《孝经郑玄注》进行初步对比。杨振红指出秦汉律所蕴含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观念从其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而非法律儒家化的结果。

      三、秦汉文物与考古研究：

      张俊民探讨了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简牍文书所见“亭名”、“亭长”和亭的分类，揭示了汉代效谷县的邮驿道里和邮驿系统之结构。曹旅宁就已发表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与秦傅籍之年、秦符、伪私书、秦内史杂律、秦关市律相关条文进行若干考释。陈松长、李婧嵘探讨了《贼律》置于《二年律令》首篇的法律、社会和政治原因及意义。刘敏对简牍中出现的“毋室” 和“隶大女子华”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刘华祝认为汉简中的“过所”其作用是限定持文书者经过的地方或关津路线。朱红林认为里耶秦简债务简中的欠债戍卒不是居赀赎债者，他们屯戍迁陵是正常的徭戍义务。孙占宇对放马滩秦简乙种360—366号七枚竹简的性质进行了探讨，认为该篇材料应当是乙种日书的一部分。李伟以“口钱”为切入点，认为凤凰山汉简所载的“口钱”条目是地方财政的一部分，用来供给地方行政长官的公务费用。邬文玲对《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部分有争议的简文重新解读，并对涉案人物的身份及相关问题进行再检讨。庄小霞对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郡县属吏官称进行罗列，并试做简考。黄宛峰对汉代孝子图出土场所、地域进行统计，分析了孝子图孝养、孝敬、孝感的主题，阐述了孝子图的重要影响。马怡对汉晋画像中的几幅仓廪图进行考察，认为这些画面所呈现的是“粮食出纳”的场景；与此相关联，画面中那些被人握在手中的细棍和束状之物则是用来记录糧粮食出纳的券或简札。宋艳萍对汉画像石中的鱼车、建鼓鸟、双头兽和抱持神形象进行了分析。米艾玲主要从崖洞墓的形式有什么前例、崖洞墓的出现有什么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查、研究。方原探讨了东汉洛阳双宫城制度尤其是南、北两宫政治中心地位及洛阳宫城中轴线问题。韩自强对东汉木简《周易》进行了叙述，指出这批简正处在“议欲灭省”的历史时期，不失为经学流传、演变史上一个难得的标本。戴卫红认为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直”和“禀”简与西北汉简中的“月食”在性质上大体相同。全洪对南越“二十六年”纪年简、“王侯一级官员”在考古简报的用法、“秦后”陶文的解读、“西瓯”与苍梧等四个问题进行讨论。

      四、秦汉文献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的秦汉史研究：

      彭庆涛对鲁国儒学的核心地位、汉初鲁国经学的发展趋势及两汉时期经学传承进行了叙述。林素英通过对比《皇矣》、《大明》、《文王》三首史诗的诗义以及《诗论》、《诗序》所评论之內容，参照汉代政治之狀況，对《诗》教思想之继承发展情形进行深入探讨。李开元用文言文形式对战国末年神秘历史人物昌平君补传并进行考释，对这位在秦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任务生平进行了完整勾画。朱志先对明代凌稚隆所撰《汉书评林》一书的产生、内容、撰写方法以及凌稚隆对《汉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研究。卜宪群认为运用简帛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对资料的分类、归纳和总结，突出成就以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为代表。徐卫民从考古新成果层出不穷、科研论著不断涌现、主要问题探讨三个方面对早期秦文化研究进行了论述。赵国华将认为秦汉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历史编纂、历史文献整理、历史问题研究三个阶段，它们共同构成秦汉史研究的发展路径。徐华指出二十世纪以来秦汉游仙文学的研究，无论从对象内容、切入角度还是新方法的尝试方面都呈现出一种逐渐扩展的态势。其次研究成果的广度和深度都在逐渐地加强。胡志宏通过对海外学者葛郎特关于司马迁多重叙事研究文章的分析，对中外学者研究角度、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此外秦进才、汪桂海、刘奉文等对《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校读、后汉书部分点校以及《三国志集解》所据底本问题也进行了有益探讨。

      本次会议研讨内容广泛，对秦汉史研究的诸多宏观、微观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一大批青年学者向大会提交了高质量的论文成为本次大会的鲜明特点。会议初步决定将永城作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汉文化研究基地。此次会议是秦汉史研究会历届年会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中国秦汉史研究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