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卫 民

      要对秦早期文化研究进行综述，必须首先搞清楚秦文化的分期。对此问题，学术界见仁见智。笔者认为，秦在建都雍城以前的时期均为秦的早期。这样就把发生在西犬丘、秦邑、汧、汧渭之会、平阳等五个政治中心的秦文化囊括进来。雍城到咸阳阶段为秦文化的中期阶段。咸阳以后则为秦文化的晚期。

      早期秦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在秦史学界可谓显学。从司马迁撰写《史记•秦本纪》开始，就有学者不断进行研究，寻找秦文化的早期渊源。但是过去苦于资料太少，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近三十年来，随着大量有关早期秦文化考古资料的发现，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成为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重要学术问题之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考古新成果层出不穷

      秦文化的考古学发现最早虽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北平研究院发掘的宝鸡斗鸡台11 座屈肢葬墓。40年代后期文物工作者在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现了早期秦文化遗址，50年代甘肃省文物工作部门对全省进行的文物古迹普查工作中，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但对于秦文化的起源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研究，则是80年代以后的事。从1982到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和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甘肃省甘谷县盘安镇毛家坪发掘出了属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发现墓葬31座（其中12座属于西周时期）、房基2处，鬲棺葬4组、灰坑37个。（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历史系：《甘肃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3期）这是最早在甘肃发现的秦文化遗迹。毛家坪遗址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确认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为探索秦文化起源提供了一个更早、更可靠的基点，并使大多数研究者把追溯秦文化起源的目光指向了东方。对于研究秦的早期文化具有指标性意义。赵化成先生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一文，（《文博》1987年1期）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后，甘肃天水附近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早期秦文化的遗迹。比如，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现，为我们寻找秦的西犬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数据。在此发现秦立国以后的第一个高级墓葬群，有三座大墓，其中有代表诸侯级墓葬的“中”字形墓两座，墓葬中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只可惜被盗墓者盗掘和破坏。尽管如此，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使我们对这一墓葬群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也为寻找秦都邑西犬丘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数据。随之甘肃礼县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地区，不少的学者来此考察并撰写研究文章。李学勤先生在美国纽约也发现一对秦公壶，这对壶保存良好，高52厘米，通体覆蓝绿色薄锈。经过对秦公壶的研究，李学勤先生认为其器在周厉王晚期到宣王初年这段期间，就是秦庄公，壶作于他即位以后，比不其簋要晚一些，这对秦公壶，很可能出于礼县的墓葬。韩伟先生曾在法国看到一批金箔饰片，据收藏者讲，该批文物出土于甘肃礼县，这批金箔饰片形制奇特，数量众多，制作精美，前所未闻，实属罕见文物。拥有强此众多且贵重的金饰品，非一般人所有，结合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掘，应该是秦先公的陪葬品，被盗后买往国外。随后，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秦公鼎四件、秦公簋两件，鼎体上大多有“秦公”字样，经研究是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葬出土的文物。（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馆馆刊》第7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甘肃省考古所、陕西省考古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联合成立考古队，展开了对早期秦文化的考古钻探与发掘。几年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令学术界刮目相看。他们以礼县大堡子山为线索，在其周围进行了大量的学术考察，取得了一批成果。发现大大小小周秦文化遗址达到38处之多，如西山遗址、六八图遗址、赵坪遗址、雷神庙遗址等。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对部分遗址进行了发掘，在西山遗址上发现了一个秦的中型墓葬，未被盗掘，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这对于我们研究秦当时的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发现了秦的殉马祭祀坑、建筑遗址等。2006年在大堡子山上又有了极为重要的发现，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附近，又发现了大型的秦公编钟和大型建筑遗址，更加证明这里应是西犬丘的政治中心都邑所在。挖掘的遗址中包括：建筑基址、祭祀坑、车马坑等，出土了钮钟、石磬、铜虎等大量国宝级的文物。刚刚发掘出的祭祀坑，专家推测可能是用于祭祀地神的。此次发掘中出土的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秦早期的青铜编钟，由3个大钟和8个小钮钟组成，外观完整，整体呈现深绿色，形状和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编钟的形状非常相似，11个钟一字派开，整齐地放在坑道里。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套编钟保存得非常完好，出土后完全可以再一次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同时，在祭祀坑里还有两具人牺牲的骨架，专家认为这两具骨架是人牺牲中童男童女的祭祀骨架。人牺牲就是用人来当作祭祀的祭品，这非常符合秦的历史特征。同时，离祭祀坑1000多米的地方还有一座大型的建筑基址，被判断为是秦早期的宫殿遗址，具体作用不详。在这个遗址上出土了土夯的城墙和17根大型的柱杵基，每一个的直径都接近一米，非常壮观。此次大型宫殿基址的发现，从体量大和其它特征上判断已经被证实为秦早期所有，并且人牺牲和大型古乐器的同时出现也证明了当时已经拥有了完善的礼乐祭祀制度，已经是贵族和王族所有，这是标志性的发现。大堡子山城址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主体为周代城址、城外墓地和居址。城内遗迹主要为秦公墓及大型房屋基址和灰坑及中小型墓。大堡子山遗址钻探面积129万余平方米，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各类遗迹699处。城内目前已钻探出夯土建筑基址26处，探明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建筑基址南北长102米，东西宽17米，平面形状呈回字形；另一座东西长70米，南北宽13．5米，形制与前者基本相同。此外，秦公大墓和车马坑及祭祀坑也位于城内。北城墙长约250米，东、西城墙长约1000米，南城墙尚未发现，在东、西城墙的正中有小路横贯城址，形成的缺口可能和城门有关。城墙为夯筑，宽3米余，保存高度2－3米。①

      秦人在进入关中以后到建都雍城以前，一直沿着渭河东进，先后以汧、汧渭之会、平阳作为政治中心。目前在这几个地区都有重要考古发现，在陕西宝鸡陇县东南磨儿原发现了一个古城址，从其遗址情况来看就是春秋时代的城址，在其附近的边家庄发现了大量秦的墓葬，其中不乏五鼎四簋这样高级别的贵族墓。

      关于汧渭之会的遗址，学界争论比较大。笔者认为在今汧水以东的魏家崖一带，而最近的考古发掘成果更能说明汧渭之会的遗址就在汧河以东。200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为了配合宝鸡东岭集团的基建项目，对其所征用的一千余亩土地进行随工清理，在凤翔县西南约15公里处的汧河东岸台地上，发现了200余座秦墓葬，显然是一处大型的秦人墓地，在清理的31座秦人墓葬中，既有平民墓，也有身份较高的贵族墓。墓葬时代均为春秋早中期，应早于秦都雍城的时代。特别是发现了一座随葬铜器为五鼎四簋组合的中型墓葬，墓内有五个殉人，还有一座陪葬车马坑。可以看出绝非一般人的墓葬，当为大夫级的墓葬。这一新发现为秦汧渭之会地望的确立找到了更有价值的线索。随着这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还会有新的有价值的考古发现。这处考古发掘地点位于凤翔县城西南１５公里的常青乡孙家南头村，总面积约７０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共发掘清理历代古墓葬近２００座，其中共有先周、西周墓葬３７座，秦墓１００余座，初步推测，其中有一座墓应为春秋时期秦国的大夫级贵族墓。此外，还发掘与墓地相关联的先民聚居遗址３５０多平方米。上述诸多因素，为进一步研究考证“汧渭之会”提供了重要依据。（焦南峰、田亚岐：《寻找“汧渭之会”的新线索》《中国文物报》2004-3-5）

      关于平阳遗址，1987年曾在平阳附近的太公庙村发现了大型的青铜器秦公钟和秦公镈，器物上有大量有关秦公的铭文。器形硕大精美，这些器物非一般贵族可以使用，一定是宫中使用的器物，从而为寻找秦都城平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数据。同时在这一带也发现了不少的秦贵族墓地。在此地不远处的宁王村，可能是当时平阳都城的所在地。前两年从此地发现的“郁夷”瓦当，说明这里曾经是汉代“郁夷”县治的所在，而汉的“郁夷”县治似应建立在秦都平阳的基础之上。

      王志友先生的博士论文《早期秦文化研究》结合近几年的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工作，对西汉水上游和牛头河流域的秦早期文化面貌进行了研究，较之以往的认识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因为作者结合自己参与早期秦文化考古工作的体会，对早期秦文化进行考古学文化的系统研究。该文所谓的早期秦文化，主要指分布于甘肃东部的天水一带，从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秦族或秦族统治下受秦族文化影响的族群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遗留。 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 第—部分为前言，包括选题的缘起、早期秦文化的界定、本文研究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与现状、本文的创新及不足。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一节着重指出，在早期秦文化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早期秦人活动中心考古遗存中精神文化层面的遗存，包括宗教祭祀和葬俗方面，是将早期秦族的文化遗存与周文化和受周、秦文化同化的当地民族文化遗存区分的关键，这是该文的着重点。 第二部分，通过对早期秦文化考古工作收获的叙述，将早期秦文化遗存分为城址、聚落遗址、建筑基址、宗教祭祀遗迹、墓葬等五大类，其中墓葬根据其规模、随葬品、葬俗又分为四个小类，并对其所代表的不同人群进行了分析。 第三部分，对秦人西迁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动因、西畤的相关问题、秦亭的地望、早期秦人生活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生活、秦人早期丧葬制度，早期秦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关系。

 

      二  科研论著不断涌现

      近些年，由于秦早期考古数据的不断涌现，大大带动了早期秦文化的研究。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如：其中有两本就是以早期秦文化命名的，徐日辉先生的《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该书解决了秦早期历史研究中的诸多悬疑：一是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证明秦人源于夷夏戎狄；二是突出考古成果，结合方志、民俗等学科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指出绵诸戎的活动中心，在现在天水北道区社棠镇绵诸行政村；三是利用金文以补文献之不足，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新数据。祝中熹先生的《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该书是一部历数自嬴秦族西迁到都雍以前，即春秋中期以前的那段嬴秦历史的著作。作者从族源来历至西迁，又从都邑入手，研究了早期秦的崛起历史，不仅展现了雄浑壮阔的历史场景，而且为读者精心展示了早期秦历史的遗迹。作者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对嬴秦早期历史作出比较深入的梳理论述。在有选择地吸收学术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旗帜鲜明地陈述一家之言。这两本书的先后出版，充分说明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已经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还有甘肃省礼县政府组织人力编辑出版的《秦西垂陵区》和《秦西垂文化论集》两本书（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其中一本是图录，图文并茂；另一本是将过去人们研究西垂文化的文章收集起来，这是礼县县政府在财政情况不好的情况下，拿出几十万资金支助出版的，是对早期秦文化研究的贡献。

      另外还有不少的论著中对早期秦文化进行研究的，如：徐卫民先生的《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和《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对秦早期的都城和陵墓进行了论述和研究；雍际春先生的《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和《嬴秦故园――天水秦文化寻踪》（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对秦早期文化有关方面进行了研究和论述。

      徐卫民与雍继春先生主编的《早期秦文化研究》，是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与天水师范学院联合召开的“早期秦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共收录了25篇论文，涉及早期秦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8月）

      陈平先生的《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早期中国文明》（凤凰出版社，2005年4月）一书以陕西、甘肃（即所谓关、陇）地区为主，旁及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以商代、西周、春秋、战国与秦代的嬴秦文明为主，旁及五省区的旧石器、新石器诸文化和商周时期诸青铜文化，系统、概要地叙述了这五省区旧石器、新石器、青铜诸文化的类型、分布、分期和研究情况。比较系统、全面地叙述了嬴秦文明即秦文化自古史传说时期的今山东地区、经夏、商、周、春秋、战国至秦代，至陕、甘地区的发生、发展、传布、迁徙过程，叙述了有关秦文化诸考古发现的分布、类型、分期、演化和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及各种不同意见。凡是作者认为可以裁断和可以发表学术见解的地方，都尽可能作出了裁断和充分发表了个人的学术见解。本书既是了解上述诸考古文化发现、研究基本状况的入门图书，也是作者个人研究上述诸文化、特别是秦文化总集其成的学术专著。

      还有不少的论文结合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对秦早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先后发表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有百余篇。

      以上这些著作大多是借助于新的考古成果结合考古数据写成的。

 

      三  对几个主要问题的讨论

      1、关于秦人的来源

      对于秦人来源的研究，二十世纪形成了嬴秦由东方到西方，再由西方发展壮大的“东来说”和嬴秦产生于西方而发展壮大的“西来说”以及“北来说”， 后来黄留珠先生又提出了秦文化“源于东兴于西”的观点。（《秦文化二源说》，《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3期）其中以“东来说”和“西来说”为主。

      “东来说”最早产生于1933年，由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提出的，他认为：“秦赵以西方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西向拓土，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作为首次提出秦人的祖先在东方的观点，很有见地。其后卫聚贤先生在《中国民族的来源》一文，黄文弼先生在《嬴秦为东方民族考》一文中亦有相同的观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著名的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在建立中国古史的华夏、炎黄、苗蛮三大集团时，提出嬴秦为东夷集团嬴姓，“至于秦、赵为殷未蜚廉的子孙西行后所建立的国家”。自从傅斯年先生提出“东来说”以来，七十年间年经卫聚贤、顾颉刚、林剑鸣等先生们的发扬光大，使之更加系统化、条理化，得到了不少学者们的赞同。 

      与“东来说”相反，有不少学者主张嬴秦族源“西来说”。“西来说”的观点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6年《禹贡》杂志刊登了现代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的《秦为戎族考》一文，是最具权威性的“西来说”观点。其后还有熊铁基先生、刘节先生等持嬴秦族源“西来说”观点。 

      有意义的是近几年来考古界的专家们通过地下考古发掘数据，也介入到这场讨论之中，并由此引发了以物质文化为基础的新的“东来说”和“西来说”的讨论。如果说史学界、文化界的“东来说”和“西来说”之争，是对文献认识的角度不同的话，那么考古界对现已发掘出的地下资料同样持相左的意见，则更显得意义非常。 

      持嬴秦族源“东来说”的考古学家是以邹衡先生为代表的，还有韩伟先生、牛世山等先生采用考古资料反对“西来说”，支持“东来说”的观点。

      主张“西来说”的考古界专家们以近二十年为最，这与上个世纪考古事业的发展和嬴秦考古资料的增多有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俞伟超、叶小燕、刘庆柱先生等。 

      目前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在进行，但秦人源于东方的观点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支持和认同。

      2、关于秦早期都邑的研究

      这是早期秦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王国维先生最早提出秦有九个都城，即西垂、犬丘、秦、汧渭之会、平阳、雍、泾阳、栎阳、咸阳。（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后来关于秦的早期都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对秦的西犬丘、西垂、秦邑、汧、汧渭之会几个都城的所在地争论较大。

      西犬丘和西垂究竟为一地还是两地，过去争论较大，随着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现，这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大部分人认为是一地两名。目前的主要争论焦点集中在西犬丘位于何处？寻找西犬丘的具体位置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大研究课题。因此，多年来，关于西犬丘的地望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康世荣先生依据《水经注》的有关记载，考证认为西犬丘当在今礼县红河（又称冒水河或茅水河）谷的岳家庄、费家庄一带。（《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出版）王世平先生以大堡子山墓地为据，认为犬丘故址可能在墓地不远处的汉水北岸一带。（《也谈秦早期都邑犬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辑）徐卫民先生结合西汉水一带优越的地理环境、古文献记载及大堡子山等考古发现，认为秦的西垂（西犬丘）就在现在的礼县永兴附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张天恩先生以大堡子山秦公墓地为坐标，结合位于其东南的永兴乡赵坪遗址，再加上已经发现的圆顶子山春秋秦墓地，指出如果在西汉与西和河交汇地带再找不到范围更大的周代遗址的话，西犬丘非赵坪遗址莫属。（《礼县等地所见早期秦文化遗存有关问题刍论》，《文博》，2001年3期）徐日辉先生认为在礼县东北的盐官镇至大堡子山、永兴乡一带。（《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以上可以认为是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代表看法，除了红河谷观点以外，其它几种认识所指的范围相对较为接近，均在大堡子山一带。随着大堡子山发现建筑遗址和城墙遗址，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清楚了。

      对于秦邑的所在，学界也是有争论的，过去传统的观点认为就在甘肃清水县的秦亭，即位于清水县城东北45里，这里是秦人当初从甘肃进入关中的地方。但真正去实际考察就会发现这里作为都邑显然是不行的，这一带地势狭窄，一条无名小溪仅宽1－2米，溪流两岸无发育较好的台地，也未发现秦的文化遗迹。这里的秦亭当与邮驿有关。还有学者认为秦邑就在陈仓（今天的宝鸡市），秦文公建都汧渭之会至今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大量史实证明，秦文公在“汧渭之会”所建新都就是秦汉时期的陈仓城，是在非子秦邑旧址上重建的。它是秦文公在岐下大败后，适应戎强秦弱的形势所作出的最佳选择，对秦国转弱为强,战胜西戎，夺取周土有着重要意义。（王雷生：《秦文公建都“汧渭之会”及其意义――兼考非子秦邑所在》，《人文杂志》2001年 第6期 ）笔者认为秦邑位于今甘肃张家川自治县县城南的瓦泉一带。笔者曾经和徐日辉先生在此考察，这里依山傍水，地形优越，地势开阔，是建都的理想场所。（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我们也希望考古工作者能在此地进行考古勘探，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对于汧为秦都城的问题，学界意见还不统一。张天恩先生经过实际考察，结合文献记载，认为汧确实作过都城。（《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徐卫民先生也认为秦人在从秦邑越过陇山以后，确实在汧（今陇县东南的边家庄）立过都。（《汧为秦都考》，《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但有些学者则认为汧并未做过秦的都城。雍际春先生认为，在目前关于秦人早期都城研究中，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汧邑是秦襄公二年所迁之都，甚至是秦人封侯开国之都。考诸史乘，结合对秦人早期历史活动地域的考察，汧并未做过秦早期的都城。（《汧邑非秦都考》，参见徐卫民、雍继春主编《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汧渭之会”曾作为秦的都邑学界观点是一致的，但具体在那里是有争论的，“汧渭之会”即指汧河与渭河的交汇之地，大家对此理解当无疑义。据《史记•秦本纪》云：“三年(公元前763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日‘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从到达“汧渭之会”起，止秦宪公二年(公元前714年)徙居平阳，秦曾以这里作为其都邑共48年。

      两河交汇之地的区域范围虽不算是幅员辽阔，但将其界定在目前汧河入渭处周边临近的二、三十平方公里之内当不为过。由于历年来在这一带都曾或多或少地发现过一些史迹材料，加之对文献记述的分析和理解不同，出现了对“汧渭之会”确切地点的多种推断，其具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林剑鸣先生依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记载：“眉县古城在岐州眉县东北十五里，毛苌云眉，地名也。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卜居之，乃营邑焉，即此城也，”他认为“汧渭之会”当在今眉县附近。（《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高次若、刘明科等先生依据文献对陈仓古城的记述，即《元和郡县图志》：“陈仓古城在今县(今宝鸡市)东二十里，即秦文公所筑”；《宝鸡县志》：“秦文公筑陈仓城，史称上城，原址在今戴家湾附近”，推断汧渭之会当在今宝鸡陈仓戴家湾一带。（《关于汧渭之会都邑及其相关问题》《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李零先生认为在宝鸡市东卧龙寺西北。（《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文史》第二十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刘宝爱先生曾根据文物普查时所发现秦早期的遗物，以及对发现地的地望分析后认为“汧渭之会”地点当在今坍河西岸的宝鸡县汧河乡李家崖一带。

      蒋五宝、徐卫民先生则以多年来文物调查时所发现的秦早期金器、铜器和陶器等文物，尤其是地望考察后认为“汧渭之会”地点当在与上述李家崖隔河相望的魏家崖一带。笔者过去认为“汧渭之会”地点当在今凤翔孙家南头村一带的主要依据是：已往在这里先后四次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所取得的周秦时期的考古资料，尤其是1996年底在对春秋末至战国乃至西汉时期的蕲年宫遗址进行发掘时，意外地在其下层发现早于雍城宫殿建筑遗迹的春秋秦建筑基址。（《汧渭之会遗址具体地点再探》，《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2期）（《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尽管观点各异，说法不一，但大家试图寻找的依据和分析问题的方向却是一致的。而导致意见不同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由于古文献的记述只给了一个简单而又模糊的地域范围；二是过去不仅都没有发现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实物资料，而且各自拿出的材料有些失之偏颇或片面，同时也忽视了将多方的材料进行相互之间的比照。

      3、关于大堡子山墓葬墓主的归属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祖先发祥地于甘肃东南部，即今甘肃陇南、天水一带。20世纪20年代，在甘肃礼县盐关—罗家堡一带发现了著名的青铜器“秦公簋”。90年代初，礼县城东大堡子山惨遭大规模群体性盗掘，据传出土青铜重器百余件，器铭多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铸用壶”、“秦公作宝簋”等，还出土有大量的棺饰金箔饰片等。1994年2月—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被盗掘的残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春秋初期大墓2座、车马坑1座和9座中小型墓葬，从而确认大堡子山就是秦公西陲陵墓区。1998年又对大堡子东南相距3公里的赵坪村圆顶山秦墓进行了小规模抢救性发掘，出土有随葬的铜礼器或有五鼎、七鼎者，证实这是一处年代偏早的秦贵族墓地。2001年7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从大堡子秦公墓地发现以后，围绕着墓地的归属问题争论不断，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关于大堡子山发现的两座秦公大墓的墓主人，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秦仲、庄公说，有襄公、文公说，有文公、宪公说等。发掘者则认为两座中字形大墓的主人分别是襄公及其夫人。韩伟先生依据陵墓所出金虎木芯朽质的碳14测定，推断两座大墓的主人为秦仲和庄公；（《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6期）李学勤先生认为“庄公墓何在，史无明文。但其后的襄公、文公，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均‘葬西垂’，作为西垂大夫的庄公，应该也葬于该地”；（《最新出现的秦公壶》，《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0日；《探索秦国发祥地》，《中国文物报》1995年2月19日）陈昭容先生和李朝远先生则认为墓主应当是襄公和文公；（《谈新出秦公壶的时代》，《文物》1995年第6期；《上海博物馆获秦公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馆刊》第七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陈平先生虽也判断陵区所出器物可分早、晚两组，但他对该陵区是否含有两处陵园尚持慎重态度，他认为如确系两座大墓，则墓主当为文公和宪公；如只有一座大墓，则应为文公，器物分属文公早期物和文公晚期物；（《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5期）王辉先生也认为器物可分早、晚两期，但在孰早孰晚的辨认上，意见恰与陈平先生相反。他认为如系两座大墓，则墓主应为襄公和文公；（《也谈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其铜器》，《考古与文物》1998年5期）曾经主持大堡子山陵区发掘工作的戴春阳先生，则认为大堡子山只有一座秦公陵园，M2与M3系秦公与其夫人的异穴合葬，墓主应为秦襄公。（《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5期）

      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襄公和文公都葬于西山陵区，即大堡子山地区，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4、关于早期秦文化的物质水平

      以前人们大多认为，秦早期文化物质水平是低下和落后的，以至于被东方各国“夷狄遇之”，从司马迁开始便有了这个认识，影响深远。但从近些年的考古发现来看，这种观点是成问题的。徐日辉先生根据在天水附近的礼县、张家川、清水等地发现的大量早期秦的高水平的青铜器等遗物判断，秦早期的物质文明是很高的，“秦早期文化中的物质文明一点不比同时代的中原落后，有些甚至要先进一些”。（《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祝中熹先生也认为：“史学界曾长期流行一种‘秦国落后论’，对嬴秦早期文化遗存作认真剖析，可以端正我们的认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秦文化的高度，从而走出秦文化落后的误区”。（《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对于秦早期的社会发展水平，我们还须依靠更多的考古数据。不过从秦早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当时秦人的社会经济水平是比较高的。樊志民先生认为：“秦不是戎狄而是著名的东方华夏族。从五帝时代起就与夏商周先祖共同致力于中原地区的农业开发，秦有非常发达的农业”。（《周秦农业文化的对接与变异》，参见徐卫民、雍继春主编《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