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

      《诗经》有云：维天有汉，鉴若有光。一条汉水，好似天上星光璀璨的银河，数万年来滋养了汉水两岸无数黎民生灵，涌现出一位位名垂宇宙的英雄豪杰。汉朝，一个因这条江水而得名的朝代，带着几分灵秀，为了在秦末天下大乱之后重新统一中国，从汉水上游的汉中来到周秦故土，定鼎长安，不仅创立了一座雄踞东方的伟大都城，也隔着滔滔渭水，营造了一座永恒的“汉长安城”，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西汉帝王陵墓群。从西安市出城向北20多公里，跨过渭河，高大宽厚的黄土台原景观立即扑入眼帘，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座台原西起兴平，东连高陵，北接泾阳，南达渭河北岸，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13.5公里，土厚原高，地势开阔，景致优美，自古以来就是帝王营建幽宫的理想场所。西汉十一位皇帝，除汉文帝刘恒、汉宣帝刘询外，其他九位皆埋葬于此，因其中的高祖刘邦长陵、惠帝刘盈安陵、景帝刘启阳陵、昭帝刘弗陵平陵、武帝刘彻茂陵等五座陵旁均建有安置豪强、守卫陵墓的陵邑，因此也被称为“五陵原”。

      今天，随着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五陵原上的汉阳陵，因建有世界上第一座全地下的现代化遗址博物馆而蜚声海内外，成为市民及国内外游客访古、散心的绝佳去处。但是，这种繁华景象也是近十几年才逐步形成的，此前则全然一派“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般的凄凉，今昔盛衰的巨大反差令人唏嘘。透过历史的蒙太奇让我们先来回顾汉阳陵建设的基本历程：汉景帝即位的第4年（公元前153年）“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始确定陵寝位置、陵称。“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徒阳陵，予钱二十万”，（《史记•孝景本纪》）正式开始营建。中元“四年（公元前145年）春三月，起德阳宫。”德阳宫，就是景帝陵园的陵庙，因当时景帝健在，避讳称庙而称为宫。后三年（公元前141年）春正月，景帝驾崩于长安城未央宫，2月入葬阳陵，阳陵的工程基本完成。汉武帝元朔4年（公元前126年）刘彻生母皇太后王氏驾崩，与景帝合葬阳陵，这时阳陵的主体建设才全部竣工。

      建成后的阳陵，双茔高耸，殿宇巍峨，气势森严，在汉初诸陵中独树一帜。然而在此后的近2000年里，汉阳陵可谓“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根据汉代礼制：天子即位的第2年便开始组织人力、物力为自己预制“寿陵”，并将天下财赋的三分之一用来承担修陵及放置陪葬品的费用，因此陵墓的规模及陪葬品的丰富豪奢都如同是皇宫在地下的再现。于是这座巨大的宝库也吸引着那些虎视眈眈、跃跃欲试的盗墓贼的贪婪目光。汉光武帝建元3年（公元26年）伴随着赤眉军攻入长安的弥漫硝烟，汉阳陵在它建成之后的第154个年头连同所有西汉皇陵及王公大臣墓葬一起，惨遭赤眉军盗掘，所盗珍宝全部成为赤眉军的军饷。从此，汉阳陵即噩梦连连。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靠着镇压黄巾起义而独霸朝政的董卓又命人再次盗掘全部西汉陵墓。至此，汉阳陵彻底衰落，一代明君倾毕生精力建设的永恒之梦化为乌有。尽管后代君主多次下诏维护修复古代帝陵，并每三年以帝王之礼的太牢(猪、牛、羊各一)，派遣重臣前往致祭，但仍然难以挽救其颓势。到200余年前的清朝乾隆中期，汉阳陵已是“隧埏半已榛芜，封树亦多残刦”（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下文简称《图志》）的破败光景，当地人氏随意放牧、取土、砍伐树木，加剧了古迹的损坏。面对这种景象，一位状元出身的陕西巡抚心存不忍，因而包括汉阳陵在内的所有汉唐帝王、贤臣陵庙的悲惨命运出现了一丝转机，这个人便是毕沅。

      毕沅（1730——1797），字湘蘅，一字弇庵，号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清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25年（1760）中进士第一。历官翰林院修撰、侍读、左春坊左庶子。乾隆32年（1767）后，出任地方官，累官陕西、河南、山东、湖广等省的巡抚、总督之职，晚年曾参与指挥镇压白莲教起义，是乾隆朝后期较为倚重的封疆大吏之一。

      当乾隆38年（1771），毕沅正式升任陕西巡抚时，已是他在陕西为官的第3个年头。其间，他修整河道，赈济灾民，恢复关中农业水利设施，也算得上是一位能吏。由于他能诗文，善金石，对经史、训诂、地理等学科都有涉猎，加之此时又在陕西任职，崇尚风雅的毕沅便将维护陕西所存历代遗迹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进行，“自莅任以后，每因公经过各府、州、县，凡有陵墓所在，必为下车，瞻拜谘访。……与省僚集议令各守土者即其丘陇茔兆，料量四至，先定封域，安立界石，并祝土墙。墙外各拓余地，守陵人照户给单，资其口食，春秋享祀，……，庶古迹不就湮芜。”（《图志•卷八•郊邑》）在任陕西巡抚期间，毕沅利用公务之余的闲暇时间遍访古迹，尽可能地给与保护和维修，并安定陵户、划分祭田，使这些早已无人祭祀的陵墓重新享受烟火。清乾隆41年丙申（公元1776年）孟秋，时任“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陕西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级”的毕沅用隶书题写“汉景帝阳陵”5字，成为今天在汉景帝阳陵封土南面空地上依然耸立着的3块明清石碑中最高的一块。也是在这一年，毕沅集中为陕西地区留存下来的周秦汉唐帝王陵墓和名人祠墓以及大量古代建筑等题写树立了正名碑石，对陕西古代遗迹的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一位有很高文化素养，并视保护文化遗产为己任的封疆大吏，毕沅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位热衷于出资延聘名士修书校书，然后再统统冠以自己名字刊刻流传的巡抚的历史地理学功底却令人不敢恭维，经他认定立碑的古代陵墓，其正确性也是差强人意。仅以汉阳陵为例，阳陵作为西汉帝王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其地望、规模等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后代史书中都有较为细致的记载。如东汉末曹魏初成书的《三辅黄图》记载阳陵道“景帝阳陵，在长安城东北四十五里。按景帝五年作阳陵。起邑。阳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言明了汉阳陵的地望、规模，建造时间和阳陵邑的修建时间，是现在研究汉阳陵基本信息的第一手资料。其后，史书和其他历史地理类著作及地方志等对汉阳陵的记载都不绝于书，但是由于他片面理解《史记》、《汉书》等古籍关于景帝王皇后与景帝合葬阳陵的记载，错误认为“合葬阳陵”就是皇帝与皇后埋葬在同一座墓室中。

      其实汉景帝和王皇后是按照同茔异穴的陵寝制度埋葬的，这样做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严格的规范礼仪。《礼记•檀弓》载：合葬非古也，自周以来。季武子曰：周公盖袱。说明合葬是从周公时期才开始的。而据大量考古实例表明，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夫妇异穴合葬已非常盛行，成为王公贵族竞相采取的丧葬形式。同时，受到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事死如事生”的传统观念影响，以帝后生前的生活场景来设置陵寝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据《史记•高帝本纪》：汉高祖7年（前200）2月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修建长乐宫，同年始建未央宫。自汉高祖崩逝后，长乐宫遂成为太后的寝宫。未央宫则作为西汉皇帝的寝宫一直延续至王莽时期改名为寿成堂（《三辅黄图•卷二•汉宫》）。而皇后则居住在椒房殿中。《汉官仪》曰：皇后称椒房。据刘庆柱、李毓芳著《汉长安城》介绍：椒房殿遗址南距未央宫前殿遗址330米。所谓“椒房”，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曰：以椒和泥涂，取其温而芬芳也。正是因为汉代皇帝、皇后生前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宫殿之中，又受到自春秋战国以来丧葬制度的影响，故而西汉帝后大都采取皇帝、皇后各起陵城，但都埋葬在同一陵园之内的同茔异穴的葬制。

      因毕沅忽略了这些片段记载所提供的有益线索而将位于景帝陵东北450米处的王皇后陵误认为“汉惠帝安陵”，以致立碑正名，造成历史疑案。所幸新中国成立后，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和钻探发掘等手段基本认清了西汉帝陵的正确排列顺序，才把这座陵墓“还”给了王皇后。

      在中国古典舆地学逐渐走向衰落，新的考古理论、方法尚未传入的一百多年间，有两个人使汉阳陵受益良多，也使保护、研究汉阳陵成为其生平中值得被永远记忆的重大业绩，他们就是毕沅和足立喜六。一位是清代才子，状元巡抚；另一位则是东瀛寓客，数理教师。前者派人修整了历尽磨难的阳陵陵园，安立界石，修筑围墙，将墙外空地安排给守陵人耕种，以所得粮食作为管理和祭祀的费用。据1947年7月至1949年5月咸阳示范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修的《咸阳县志稿》记载，民国末期的汉阳陵仍有“墙外余地3顷9亩8分3厘，除陵户2名，地40亩，实起租地2顷69亩9分3厘。”这些土地应该就是当年毕沅规定汉阳陵的管理制度后流传下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项制度对汉阳陵的深远影响。而后者则对汉阳陵进行了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考古调查活动，并将它整理成文字在国际上发表。这个人便是日本人足立喜六。

      足立喜六（1871——1949），日本静冈县人。明治31年（清光绪24年；1898）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明治39年（清光绪32年；1906）春，因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开设近代学校而应聘至陕西高等学堂任算学、理化教习。足立氏有志研究中国历史，并以调查长安史迹为重要兴趣。他自清光绪34年（明治41年；1908）开始陆续实地考察了长安（今西安市莲湖区、未央区以西至长安区一带）、咸宁（今西安市碑林区、新城区以东至霸桥区一带）、咸阳、高陵、三原、泾阳、户县、周至、兴平、醴泉（今礼泉县）、乾州（今乾县）等地的历代文物遗迹。清宣统2年（明治43年；1910）春，足立氏任满回国。这些考察成果全部收录在他1933年由日本东洋文库论丛出版的《长安史迹研究》一书中。该书第5章《汉代的陵墓》第2节《西汉十一陵》第4篇《汉阳陵》，大略记录了汉阳陵的位置、高度、范围以及相关文献的记载，是目前最早的利用实地考察测量等方法对汉阳陵所作的调查报告，并留下了迄今为止最早的一帧汉阳陵照片。然而由于作者疏于考证，本篇第2部分仍因毕沅所立的正名碑，将孝景王皇后陵同样误作“汉惠帝安陵”。

      解放后,经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考古专家根据历史文献关于“惠帝安陵，去长陵十里”（《三辅黄图•卷六•陵墓》）的记载和地面散落的砖瓦等迹象最终将位于今天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白庙村南高地上的一座高大封土确定为汉惠帝安陵，从而为这桩历史疑案最终揭开了谜底，为汉惠帝寻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我们今天站在汉阳陵高大巍峨的帝陵或后陵前，瞻仰毕沅那刚劲有力的隶书大字，翻看足立氏留下的最早有关汉阳陵的图片和介绍文字，总不应该忘记前贤们对汉唐帝陵和关中古迹的保护之功，尽管毕沅的考证略有纰漏，但无论其名称与方位是否准确，保护一座实体建筑的本身才是最为重要的，毕沅和足立喜六保护陕西古迹的热忱与执着也必定会激励后来者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