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平

      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秦汉帝国崛起于亚洲东部，而古罗马在欧洲也逐渐走向繁荣。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沿着不同的轨道发展和前进的，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实践和比较之后，秦王朝确定了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路，“汉承秦制”，汉王朝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种社会制度，并且沿着这条道路阔步前进，将古代中国推向第一个巅峰；而古罗马在经历了最初的共和制实践之后，后来也走上了帝国之路。最终，不同的国情和发展模式殊途同归，都把自己的国家推向全方位的辉煌，无论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以及对外交往所达到的水平都是空前的。它们都以倾国之力建设了自己的伟大首都，又以各自首都长安、罗马为中心，发展出云蒸霞蔚、博大精深、泽被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并进一步诞生出伟大的文明成果。亚欧大陆的两端出现了双峰并峙的兴盛局面，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因之而大大加速前进，整个世界历史为之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章。

      长安和罗马有着很不相同的城市发展脉络。西汉都城长安是平地起城，它的选址经过缜密而深刻的论证，考虑的是管辖辽阔疆域的全局需要，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长安后来对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表明了中国古代“人为选择都址”的建都理论形成以及这种理论的正确性。长安城的繁荣是由强有力的政治军事经济因素带动起来的，“先政治军事，后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看得十分清楚。对比之下，罗马城是自然形成的都城，早在公元前753年就已建城，从那时起就有相当的经济文化基础，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终于变成古罗马之都，并在帝国初期达到全盛，它的发展脉络是“先经济文化、后政治军事”。因为城市发展脉络的不同，它们的文化发展脉络也不同，长安文化是在很短时间内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快速崛起，而罗马文化则是继承希腊文化甚至埃及文化而来，发展过程有几百年之遥。两种文化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既是都市文化也同时是本国、本地区文化的代称，它们都因城市的发展而发展，都在国家强盛之际达到巅峰，都推动了各自的文明进程，并足以代表本国、本民族甚至本大洲的最高水平。罗马文明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一千年、二千年之后，对造就今天的欧洲文明功莫大焉；而汉文明也就是长安文明最大的贡献是，它哺育了世界最大单一民族――汉族的正式形成，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也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滚滚前进，这其中包括延用至今、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汉语、汉字。西方将有关研究中国的一切学问总称为汉学，实际就是对汉文明、对长安文明的莫大肯定，也是长安文明历史影响的具体体现。

      创造出长安文明的长安文化，代表了最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成为长安文化的基石，但诸子百家的学说实际并没有完全被罢黜，只是被放到次要的地位，或者被融入儒家之中。长安成为战国以来各种学术文化的最大中心，亦即中国各种学术文化的政治试验场。以儒家为核心，就形成了一种内核坚实的中心文化，这对其他学说和文化有排斥的一面，但也有包容和吸纳的一面。各种文化与儒家思想相合者、符合最高统治者意愿者，就能够得到快速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和很大的规模，产生出种种文明成果。长安城之所以由一片空地迅速成长为中国各方面的中心，并且有远超罗马城的35平方公里巨大城市规模，其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就在这里；长安文明的许多具体特质，究其发端原因同样在这里。罗马文化中没有这种一支独大的至尊核心，奥古斯都称帝，但共和思想和法则依然深入人心，即使逐渐兴起的基督教文化，也没有改变罗马文化多元的特质。罗马帝国广阔疆域大大小小的诸多城市，都被允许按照首都的模式去发展和建城，而在中国，地方城市的建设是不能同首都平起平坐的，同时，像罗马城中几百所公众休闲与聚会的巨大浴堂，也是长安城中不可能有的。只是到公元392年，基督教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发展成至尊一元的宗教文化，但这时距罗马帝国的解体已只有几年时间了。

      长安文化是由中国各种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汇而成。以本土的周秦文化为基础，广泛吸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和中原的魏韩文化，甚至少数民族及域外的各种文化，长安文化变得广博而宏富，变得深沉而浑厚，真正可以用“博大精深”来形容。长安文化带有浓厚伦理道德色彩，这是由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所决定的。长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在粗犷中逐渐趋于细腻，在分散中逐渐趋于集中统一，在宏观意识强烈中又表现出精微，在刚健中又加进了柔和，在对立中变得中庸，最后形成一种与中央集权制度相适应的大文化。它在来源上是多元的、集大成的，而在形成的本体上又是一元的、中心的。反过来，这种融汇百家而成的文化又进一步支撑和推进了中央集权制度。长安文化中心性强的特征，表现得无所不在和特别明显，使它可以造就伟大的文明。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规模极其宏大的都城、陵墓、长城、水利工程、交通道路网络；首都圈如此，首都圈以外的广大地域同样如此，汉将赵充国驻地距首都长安近900公里，派人向朝廷奏事，往返1，800公里七天就得到回报，显示了道路和驿站系统的良好，以及朝廷议事的高效率，引起后代人的感叹和羡慕，这又显示出首都圈的高度文明正向周边广大地域辐射，带动了全国的文明进程，将古代中国推向它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由于受楚文化的广泛影响，长安文化在原有的刚健、质朴、严肃之外，也不缺乏浪漫、空灵。西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其陪葬墓中有名将霍去病墓，墓前石刻就清楚地显示了长安文化的这两种不同风格，从而成为长安文化中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形成对照的是，罗马文化在希腊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光大，从而形成既带有希腊色彩、又有鲜明特征的罗马文化，它所涵盖的范围极其广大，实际是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中东、北非，或者说欧、亚、非三大洲文化的总汇。与汉帝国以一元文化推进文明发展不同，罗马帝国在征服广大地域之后，是依靠多元文化把这些地方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形成的规模极为宏大，如公路总里程即达120，000公里，致使在西方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说法；又如罗马的几百公里长的引水渠道、城中的至今犹存的宏伟建筑，都令古代的和当今的世人惊叹不已，这些都证明罗马文化是华丽、宏大和富有表现力的；双方文化中都有中庸与和平的内涵，所以双方的古籍中互称对方的人民是“长大平正，有类中国”和“举止温厚”，这也是双方都对对方感到深刻兴趣、愿意亲近的原因。

      长安文化在吸纳性和包容性之外，还有着很强的探求性。这是因为，长安文化是一种集大成的新兴文化，除了在伦理道德方面已达到巅峰、表现高度成熟外，在其他方面还有大的提升空间，还正处在向上发展的成长阶段，所以愿意探求和吸纳其他文化来充实自己，在这方面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司马迁在广泛游历的基础上撰写名著《史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追求，都洋溢着强烈的探求精神；张骞出使西域，在西方人之前最早开通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更是中国人对自己以外世界的一次大探求。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这“博望”二字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长安文化的探求性。中国人冲破了长期以来艰险、封闭地理环境造成的束缚，也冲破了自己观念上的封闭意识，开始努力探求域外世界。也正是长安文化中的“博望”理念，变成“丝绸之路”开通的积极动因，长安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是长安文化强烈探求性的一大胜利，也表明长安文明的诞生是不断探求的结果。通过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中国人对大千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瓷器、纸张都大量输出，长安文明的许多内容如冶铁、穿井、造纸、丝织等技术都传到域外，为域外广大地域所接受，对亚洲各地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又体现出长安文化的扩散性，或者说是长安文明的辐射性。至于罗马文化，从一开始起就处在一个海陆交通四通八达的有利交流环境中，所以罗马文化中的吸纳性、包容性、扩散性和探求性，表现得同样强烈和广泛，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长安文化同罗马文化还有一大类似处，就是它的非宗教性，从而洋溢着很强的人文精神。长安文化中也有多神信仰的倾向，这是后来道教发展的源头之一，然而，按照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理念，长安文化中的宗教元素始终比较淡薄，没有上升到主导地位，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的“仁爱”变成一种导向因素，对人的普遍关爱，使儒家虽然有“儒教”之名、却始终不能真正成为一种宗教，这是长安文化中强烈的人文精神不断作用的结果。正是在这种人文精神的推动下，长安文化可以诞生出像司马迁《史记》这样充满人文关怀的伟大著作，它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罕有其匹。它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著作，同时还是解读人文精神的思想学术专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罗马文化继承希腊而来奉行多神信仰，这种信仰理念开明而松散，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得比较宽容。宗教观念不强，就导致文化中充满了科学探索和人文精神。正因为罗马文化中有着很强的人文精神，所以在蛰伏数百年后，这种人文精神又成为文艺复兴运动能在意大利发端的历史渊源。至于基督教被定为罗马的国教，改变了罗马文化非宗教性的特质，也就标志着原有罗马文化的衰落和中断。到后来基督教文化更加坐大，罗马甚至成了基督教教廷的所在地，这与当初的多元而宽容的罗马文化是背道而驰的。

      长安文化的连续性，表现在它有一个强有力的内核，然后其外延又可不断延伸扩展，在它基础上延续而成的中华文明，即使历经千年、政权更迭、外族入侵，也都没有中断或解体，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奇观。从《史记》后，又有《汉书》等“正史”不断出现，构成了一代接一代完整的中国历史体系，这是将“中国”看作一个连续并且无尽的过程而不是各自割裂开来的孤立段落；此外中国自公元前841年起历史记载一年不缺，都表现出文化的连续性。罗马文化有过惊人的辉煌，但它在盛极一时之后，被基督教文化取代而宣告中断，退到被人遗忘的角落，这表明在连续性方面，罗马的多元文化不如长安的一元文化。

      今天，有数量浩繁的出土文物在长安周围发现，是长安文明的真实再现。它们中占很大比重的是艺术文物和技术文物，具体地反映了长安文明中的艺术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地位。长安文明中很少见独立的艺术品，但这种理念在先而又塑造性很强的文明善于将实用品变成艺术品，这也是长安文明的一种特性。展出的瓦当、空心砖本是常见的建筑材料，画像石更是筑墓的石材，但一旦纳入长安文明的范畴，它们都被加以艺术化的处理，既可以当艺术品来欣赏，也可以寄托一定的理念，所以在今天，它们都是被看作是文化艺术产品和一定思想观念的物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铺首是建筑物大门上装置门环的物件，从展出的鎏金铜铺首上，我们不难推想，当初安装它的大门是何等气派，整座建筑物又是何等豪华，这多少弥补了土木建筑难以久存、令人不能一睹真面目的缺憾；铜雁鱼灯本来只是一件造型美观的实用品，但它防油烟污染的功能，使它有着很高的科技含量，所以也可以被看作是科技文物，它这种巧妙构思在罗马的灯具中是没有的；弩机作为冷兵器时代最具威力的发射武器，也同时是科技文化的展现，在汉代是军队普遍使用的实战兵器，而在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古代西方，却迟迟没有这种装置，文化理念的差异，导致了文明成果的异彩纷呈。

      纯粹的艺术品在长安文明中其实也是有的，这主要是指一些殉墓的物品。当我们不计它们为死者服务的功利动机，也不考虑它们的证史功能，就可以将陪葬品当独立的艺术品来看待，它们在长安出土文物中占了很大比重。展出的汉代彩绘舞俑、杂耍舞俑和彩绘跽坐俑，都值得我们仔细欣赏。长安一带出土有汉代最优美的女俑，从这些展品中可略见一斑。汉代女俑在构思上注重女性的阴柔之美，一个个女性含蓄、温柔、内向，眉清目秀而楚楚动人，在造型手法上突出纤纤细腰，但又用摊开的裙裾划出两道优美的双曲线，构成一个大而稳定的基座，在抒发“以瘦为美”美学追求的同时，又用高妙的造型手法弥补了单纯讲“瘦”带来的偏颇，最后形成完美的作品，其艺术创造力是值得我们今天赞叹的。后世同属长安文明的唐朝女俑表现得热烈、外向、放恣，并且有着“以胖为美”的审美理念，这与汉代的美学追求形成直接对照。唐代女俑在造型手法上更是与汉代完全相反，腰部最粗而落脚点较细，但同样也塑造出绝世美人。“环肥燕瘦”，各领风骚，两个伟大时代都以各自的文化理念为导向，然后创造出第一流的艺术杰作，同时体现出各自鲜明的时代风尚。

      长安文化中军事文化所占的比重也颇大，这又是因为当时游牧民族强敌压境的外部环境造成的。依靠强有力的中心文化，汉王朝能集中国力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并且开辟国家牧场养马和大量引进域外良马，大力增加马数。当世界史上盛称古波斯养马50,000匹为壮举时，汉武帝时的国有马数竟高达400,000匹！由于马太多，长安城中曾因此造成交通堵塞，但大量的马匹为组建骑兵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更为击败强悍的匈奴、创造世界历史上农业民族大规模战胜游牧民族的奇迹奠定了基础。展出的杨家湾兵马俑中，骑兵的比重已达到40％，上升为军队的主力兵种，反映的就是汉代骑兵迅速壮大的发展历程。在实战中，名将卫青、霍去病率领的汉军铁骑，采用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远程奔袭战法，远征千里、横绝大漠、奔突瀚海，迂回包抄，表现出很强的突然性，是农业民族军事史上的伟大创举。军事上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文明成果，最终将汉帝国推向世界一流强国的地位，而这些军事文物的大量发现，又是长安军事文明的历史缩影；形成对比的是，罗马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文明，也有极为辉煌的战绩，但它同汉军的装备不同，战法不同，指导思想不同，它是以步兵战法为主，以排山倒海之势正面对阵为主，这与长安文明中的骑战为主是不同的。

      长安文化、长安文明是博大精深的，罗马文化、罗马文明是华美而恢弘的，它们各领风骚、遥相呼应。今天，能在西安看到罗马文明中有代表性的文物，同时还有部分汉代文物参展以襄盛举，这就为我们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认识双方、理解双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直观条件，这是中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每一位看到展览者的人生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