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发展的关键是博物馆人 

 曹兵武                 

      近年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正处于一个大好的发展机遇期，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博物馆数量的迅速增加和博物馆新馆建设的普遍进行；二是博物馆工作尤其是博物馆的展示服务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博物馆300余个，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已达2300多个，博物馆数量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1991 年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博物馆建成开馆，接着，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的新馆也相继建成开放，至今省级博物馆基本上都经过重新建设、改扩建或者已经立项建设新馆。各地根据条件之不同，这些新馆建设投资多在数亿到十数亿不等。目前博物馆建设、更新的浪潮已经从省级馆发展到地市 （县），其中长 （江）三角和珠（江）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率先掀起地县级博物馆建设的高潮。一些博物馆的硬件设施和运行方面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从国际经验看，我国博物馆建设方面的发展空间仍然是巨大的。比如，根据国家文物局 “博物馆展示宣传与社会服务调研组”在2005年公布的不完全的统计资料，1990年时，苏联已有国家办博物馆 1350个，社会办博物馆 10000 余个 （经过苏联解体和近年的俄罗斯经济社会动荡，这个数量已经大为减少）；2002 年时，日本全国有各种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博物馆总数超过5000 个（也有的统计说是 7000-8000 个）；韩国博物馆 2003年 的统计数字是369 个（只包括韩国博物馆协会登记在册的博物馆、美术馆）；法国的博物馆约有 5000个；英国的博物馆有2500多个；美国由于博物馆建设主体的高度多样化和运行方式的多样化，统计数字一直不太准确， 2000年出版的 《世界博物馆》登录的有6290个，也有文献说在 10000个左右，专家估计8000 个左右可能更加接近事实；意大利２００２年博物馆总量约在３５００个左右，其中国立、地方公立的博物馆大约有３０００个左右，专业类型非常齐全，体系非常完整。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城市化和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一般会达到平均每 10-20 万人左右应该拥有一座博物馆，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欧洲小国比如丹麦、比利时等已达到 1—2万人拥有一个博物馆。目前我国博物馆事业基本上与农村、农民绝缘， 现有的 2300 余个博物馆除了个别遗址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特定类型博物馆之外，基本上都是位于城市，新馆、大馆的建设热潮也主要是集中在中心城市。然而就城市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仍然是很大的。比如，作为首都的北京的博物馆数量近年经过较快增长后达 110余个，上海达到近80 余个，而韩国汉城有 108个，德国的柏林有167 个，丹麦的哥本哈根有150 个，早在 1997 年时伦敦、巴黎博物馆的数量已经分别达到92 和 120个（当时上海的博物馆是11个，北京大约有50-60 个），而作为世界性的文化中心的纽约是321 个，最近有统计资料说纽约的各类博物馆已达上千个。笔者2004年底有机会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参观博物馆，这个只有不到 100 万人口的城市导览地图上明确标明开放位置的博物馆就达 105座。可见在这些将文化产业视为重要支柱的国际性大都市里，博物馆的发展空间也是极其广阔的。

      我国台湾地区人口有 2300余万，而近年博物馆经过迅速发展后已则达到400余个，平均 5-6万人 1 个。台湾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与大陆十分近似，其发展水平大约比大陆总体早起步 20年左右，按照这样的统计分析，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之后的我国的博物 馆数量应该上万座，才能满足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之保存与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中国博物馆事业仅从数量方面来说未来的发展空间仍然是极为可观的。

      不仅是与发达国家、地区和国际著名城市的比较让我们能够理性地评估中国博物馆未来的发展空间，目前各地风起云涌的博物馆建设热情也有理由让我们坚信中国博物馆数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迅速增长。最近一段时间，据对中国文物报社等媒体报道消息的观察统计，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冠名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名称的机构开张或者经过更新建设，速度之快让人吃惊。不过，比博物馆建设热情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深思：我们到底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博物馆以及如何建设和运行博物馆，才能从实质上提升博物馆相关工作的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及水平。

      最近我听到某省博物馆的一位馆长 （在此特意隐去省份与姓名）讲了他们省几个正在筹划新建的重要博物馆的情况：一个生态博物馆，拟投资上亿元；一个考古遗址博物馆和一个省会城市博物馆，都是钱已经基本落实了，领导的心中对博物馆已经有了初步的蓝图甚至馆址和建设方案都比较明确了，才开始找专家论证博物馆的定位、建设和今后的运行问题，可见政府对建设博物馆的热情之高涨。类似的例子在其它地方可能是比比皆是，众所周知，最近几年的博物馆建设热潮中很多博物馆实际上就是交钥匙工程——政府将博物馆建好了，交给博物馆去使用。这些情况这一方面说明博物馆建设面临着一个难得的机遇期，同时也说明在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不少的盲目性。 

      关于博物馆展示宣传与社会服务工作日益受到重视，既有博物馆发展和博物馆功能扩展演变的内在推动，也有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后者的作用可能更明显一些。2003年 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河南考察时，对博物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提出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重要指示，并要求国家文物局在河南博物院开展试点，摸索经验。2003年底，浙江省率先宣布其公立博物馆将逐步实现全部全面向观众免费开放。2004年初，中共中央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为落实意见精神，充分发挥公共文化设施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印发了 《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免费开放的通知》，要求从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各级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要对未成年人集体参观实行免票。 对持有相关证件的现役军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社会群体，也实行门票减免或优惠。通知还要求被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各级各类公共文化设施，都将积极创造条件对全社会开放。 

      最近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对媒体谈到十一五期间的文物工作时表示了四个愿望，  其中之一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博物馆应该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①。将博物馆贴近群众服务社会提到如此高的位置，关心的力度实属罕见。

      这其中，政府领导的重视是最直接的推动因素，免费开放即直接由政府策划和主导实施，而社会进步、公众日益增长和提高的文化与精神需求，特别是博物馆自身功能的发展演变等也使博物馆的展示与服务在博物馆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但是尽管近年博物馆免费开放等举措把博物馆工作一下子推到社会聚光灯的前边，这些年博物馆观众人数从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增长并不是特别明显。这可能有统计方式和数据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博物馆、特别是新建的省一级的博物馆观众的确有很大的增长，尤其是免费开放之后更是人满为患，但是如果考虑到全国博物馆的总体情况，全国博物馆观众的总体数量，尤其是考虑到为数众多的广大的中小博物馆实际状况，统计显示的观众人数大概就没有多少偏差，何况我们的各级管理部门绝对不会希望漏掉自己这一方面的成绩。

      总之，当前博物馆事业发展动力澎湃，主要的动力源是各级政府，当前的博物馆热，也主要是政府热。公众与领导对博物馆工作的各种期望，博物馆的免费开放热潮，博物馆工作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的过程中，也暴露和发现了一系列博物馆展示宣传和社会服务甚至是博物馆建设、管理、运行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博物馆的定位与服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那么，更深层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从国际范围看，博物馆属于非营利性文化机构，  负有人类生存及其环境见证物的收藏、保管、保护、科研、信息传播、展示、公民教育等神圣的公益性使命，同时博物馆又面临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诸多挑战，一方面博物馆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与社会的适应性问题和财政、经营以及与日益增多的文化产品竞争客源等方面的压力，博物馆内部改革方兴未艾，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从国内来看，我国我国的文化建设——无论是作为事业、产业还是人类社会调适的手段，都是相对滞后的，非营利的概念、组织及运行机制更是整个社会相对陌生的，而博物馆作为一类具体的社会文化机构，在目前的改革大潮中面临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和责任使命复杂化及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这些都的确需要各界对博物馆及其工作有一个新的明确认识和重新定位。

      近年笔者有幸参与了两次博物馆界的重大理论研讨行动：一是 “博物馆文化”的讨论，  其结果已集中体现在由中国博物馆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合编的 《全球化下的中国博物馆》②  一书中；二是 “博物馆宣传展示与社会服务工作调查研究”，其结果也已经集中体现在 “中国文物报书系”关于博物馆的几本书③中。前者是试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为博物馆寻求合理的社会定位，后者是对博物馆工作特别是其展示宣传与社会服务工作的一个比较具体的调查分析。通过讨论和调研，我们深切地感到，博物馆有幸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对象，成为政府部门着力推进的重要的公共文化与社会服务产品与抓手，而改善博物馆工作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博物馆人和社会形成良好的三角关系和良性互动。

      目前，各方面的良好愿望甚至是一些重要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却有专家批评中国博物馆界 “一流的资源，二流的展览，三流的服务效果”，问题的关键症结在哪里？我认为答案应该还是在博物馆的定位。到底什么是博物馆？什么是好的博物馆？从行业的角度我们博物馆人或者博物馆学理论是否可以为自己和那些博物馆界之外的人提供一个明晰的概念或标准呢？面对博物馆建设的高潮与博物馆事业发展机遇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关键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的社会对博物馆尚未形成一个科学并且清晰而明确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博物馆人对领导、对社会没有给出一个博物馆的科学定义和阐释，没有为博物馆作为一个整体或者某个具体的博物馆 （至少是很多具体的博物馆）找到一个合理的角色定位，没有准备好系统的博物馆的理论方法；或者有了这些，也没有深入浅出地宣传出来，让与自己相关的政府、媒体或者公众理解并达成共识，没有有效地追求实现自身定位的资源、手段和方法。

      近年博物馆界公认运行较好的上海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等属于较为成功的个案。其经验都是首先对自身形成一个科学的认识和合理的定位，并通过努力使这个定位获得地方政府和各界的共识。上海博物馆将自己定位为现代化大都市中的历史艺术博物馆，因此其藏品征集、科研和展览乃至人才的培养、发展、宣传等都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通过科学、严格的管理，最大限度地聚合和发挥了人财物等资源的效益，策划和实施一连串的展览和其它行动实现了自己设定的定位并有效地发挥了这个定位的社会作用。湖南省博物馆尽管是一个省的中心大馆，同样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可能与局限，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历史性艺术性为主的博物馆，并特别强调马王堆在这个历史艺术中的重要地位，大打马王堆牌，并以科学与扎实的改革和运作不断取得一个一个陈列展览等具体项目的成功，逐渐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业绩与品牌效应。

      由此看来，上述的政府-博物馆-公众的三角关系十分重要。目前的现实当中三角往往容易被简化为 “政府=公众+博物馆”的二元直线关系，而在三角关系的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应该是博物馆人，因为只有在博物馆人的努力下，才能真正构筑起关于博物馆价值、定位和博物馆学的核心只是体系，并可能使三角中的不同方面对目前我国博物馆事业的目标与差距达成真正的共识，对博物馆事业和具体的博物馆定位、功能以及实现这种功能的方式形成合理的社会共识并进而形成合力付诸实施。从博物馆的历史来看，博物馆是社会进步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是机构，是人类社会进步、制度创新的结晶。这个机构负有复杂的社会使命，是一种促进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工具。整个的博物馆发展历史、博物馆的功能与使命都可以这么来看。展示与社会服务是博物馆日益加重的功能之一，苏东海先生曾经指出，收藏、研究和展示服务是博物馆依序出现的几种功能，而且新出的功能随着时间和社会的进步会变得日益重要。前述当前我国博物馆展示服务功能受到强调正是一种结构性的需求。

      而就中国博物馆的历史与现实来说，中国博物馆的社会环境也更容易让博物馆担当教育与传播等社会服务使命。中国博物馆作为一种舶来品，没有经历西方博物馆从个人的私密收藏到逐渐开放的过程，而多是由政府或者社会团体出于公益目的而兴建，一开始就公共性很强，配合政治需要的意识很强。张謇建立第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时，就明确地将其确定为要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明”。即使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新建的博物馆，藏品没有着落，定位尚没有深入的研究，就高大全地矗立在城市的中心，它们在传统的启智教育功能之外，又要担负体现政府政绩和城市地标形象的新功能。因此，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动力绝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各级政府建设博物馆的愿望固然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建设方法。今天作为博物馆的股东，政府一家独大，很容易形成不尊重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合理的意见的决策与运行机制，容易造成将良好的愿望变成实际的社会灾难。

      因此，障碍目前我国博物馆展示与服务等功能发挥的制约因素既有博物馆内部的，也有博物馆生存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尤其是结构性需求需要结构性的调整，一些体制性弊病更是需要内外综合标本兼治才能有效。 

      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博物馆的展示传播与社会服务水平，窃以为中小博物馆是重点。按照传统的博物馆划分方法，中国两千多座博物馆中80%以上的博物馆属于地县一级的中小博物馆。按照国家文物局最近开展的博物馆评级工作的结果，仅有80余家博物馆经过综合评分分级，被列入国家一级博物馆，其中包括了绝大多数的省级博物馆，显然其余的博物馆在综合实力上要逊色一些。在博物馆展示宣传与社会服务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博物馆——大概80%以上的博物馆是博物馆群中的弱小者，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很小，其中很多博物馆连基本的博物馆的功能都难以发挥，甚至有不少名不副实的挂牌馆存在。由于对博物馆的观众情况缺乏精确的统计分析，我们无法了解中国每年大约两亿的博物馆观众中有多少是上述的一级博物馆的，其中当地观众和外地观众的构成又是个什么情况，不过总体的印象是，大博物馆的观众占了博物馆观众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部分，而且这些观众也应该是主要局限在大中城市甚至是社会的特定群体和阶层之中的。不久前中国文物报组织讨论博物馆文化建设问题，有专家认为中国博物馆的实际情况是属于小众的文化，曾经引起一些争议，但从尊重事实的角度出发，尽管我们希望博物馆能够变成大众的文化，然而应该承认我们距离这个目标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如果能够使这些占博物馆数量绝大多数的中小博物馆能够担负起博物馆应该担负的正常的展览、传播和社会服务功能，那么博物馆观众受众面、社会服务能力及影响力整体上将会有极大的改观。于是我们在调研报告中提出了中小博物馆振兴计划并得到采纳，2005年底，在国家财政部的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县级博物馆展示服务提升工程” 作为 “十一•五”期间重点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的目标是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配套支持下，从基础设施条件、经费投入、管理观念等方面入手，力争实现２００个左右的县级博物馆在陈列展览水平、办展方式、服务设施和水平等方面获得普遍的改善和提高，在陈列展示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整体水平获得显著提升，从而大大拓展文博工作服务人民群众的层次和领域。

      就目前的现实来说，这样的国家工程如果实施得当，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但是整个博物馆行业展示传播与社会服务功能的提升，则需要不断加强博物馆学研究和博物馆文化的建设。尤其是在当前由于博物馆免费开放所带来的博物馆参观热，将逐步将博物馆热引向一个更加深入的实际层次。免费开放不是简单的开门迎客，而是需要博物馆在展览内容、形式设计、观众管理与服务等方面迈上新的台阶。这背后更需要扎实而系统的博物馆学理论、方法与博物馆文化的支撑，需要博物馆运营体制与管理措施的配套。

      前面多次强调博物馆定位的重要性，定位就是各方对博物馆功能与目标的正确认识，是博物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志刚先生曾经探讨过博物馆的本体论问题 ④。本体论是相对于功能论而言的，其实，如果展开来，本体论也应该包括实现功能的方法论。而我们的博物馆建设与运行，尽管目标与口号喊的很响，操作中不仅往往缺乏科学与专业、细致的方法，关于博物馆的本体论方面也仍然是有很多没有确定的内容。因此，应该研究博物馆本体论，就是要对博物馆本体有一个更加科学的定位。定位和功能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是比具体的功能更深一层次的问题。需要补充指出的是，方法具有架通不同本体的功能。究竟什么是本体论?英文的本体论ontology这个词中的“on” 在古希腊文中写作 “ov”，在英文中则写作being，其实就是 “存在”及其合理性的辩证。按照传统的哲学见解，存在就是自在，是一切存在者的总和。因此，本体论就是确定自己是谁，是干什么的。就博物馆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方法都不一定能够被合理地使用。举例来说，１９９８年大英博物馆的爱德华改革报告参照当今社会公司和其他机构的管理经验，就提高博物馆的运营效率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改革方法，但是由于对该博物馆进行定位时没有切实的尊重其历史与功能等实际，而仅仅将财政状况、运行效率作为主要的改进目标，没有和博物馆的整体目标及员工需求很好地结合，结果非但没有奏效，反而激起博物馆员工的激烈反对甚至全体罢工而告失败。

      近年，中外博物馆的功能不断扩大，使命不断增加，但是探讨博物馆的定位时不应忘记其存在的核心价值。苏东海先生谈过博物馆核心价值问题⑤，并认为博物馆的核心价值是遗产，是遗产中的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物证。博物馆存在的价值就是将这核心价值保存、展示、传播、弘扬出去。其他的价值应该围绕或者服务于博物馆的这个核心价值，否则它就是不是博物馆了。我很赞同苏先生的这一看法。

      就中国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来说，将各方面的期望和良好的愿望变成真正的发展动力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整个的中国博物馆事业在科学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先进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具体到一个博物馆其区位和资源优势是什么？它们到底应该发挥哪些具体的社会作用，如何发挥？到了这个层面，才能进入到博物馆的方法论问题，而不仅仅是盲目地提倡什么和批评什么，或者对博物馆某些功能的和尚念经与跟风式的强调。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具体到不同的博物馆，其藏品和目标也不可能是无所不包，遗产的时代性、地域性、人文性很强，遗产作为博物馆展览展示的基础，能做出什么样的文章，是有先天局限的。这就是具体的博物馆的定位问题。博物馆应该根据自己所处环境的情况和自身的具体情况确定自己的收藏战略，根据自己的藏品特点和社会文化环境特定确定自己的展览展示战略，并根据自己的目标与环境状况确定自己的行动战略。

      在文博一类单位中，博物馆的管理与实践相对复杂。因为博物馆的功能与使命相对复杂，博物馆的管理激励相对较弱，要更好地实现博物馆的使命，发挥博物馆的作用，必须加强博物馆基础理论研究，同时要建设和培育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就像企业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投资和配套设施、制度、人力资源等环境一样。博物馆和地方性具有天然的联系，博物馆无法选择自己生存的宏观环境，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博物馆馆址等微观环境，我们可以在正确的博物馆理论及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改善一些微观环境，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并以文化和社会发展工具的身份参与培育和建设自己的生存环境。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广泛讨论的博物馆文化不仅仅是类似于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等的机构与组织文化，而是应该包含政府、公众对博物馆的价值、功能、使命的认同与推动的体制性要素在内的，包含着通过博物馆自身的凝聚力和生产力助推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理论与方法考量的。博物馆要对外有所作为，就必须进行内部改革。博物馆是一个复杂的机体，需要完善的治理结构和良好的运行机制。博物馆不能外在于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事业和体制改革，不能认为自己是公益性的，由政府投资或者包办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公益性部门、非营利机构同样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运营效率，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利用效益。只有这样，博物馆才能生存得更健康和更有适应性，才能以服务的姿态使观众受到更好的历史文化科学的享受和教育并真正溶于社会发展的潮流。   

 

注释：

①《保卫 “老”中国:对话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 124期。

② 文物出版社，2002 年出版。

③ 学苑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④《中国文物报》，2006年 7月 14日。

⑤ 曹兵武：《关于博物馆的核心价值——苏东海先生访谈录》，《中国文物报》2007年 12月 28日第6 版。

 

文章来源：《中国博物馆》，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