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考古学·秦汉卷》 

作者：刘 瑞

 

      作为国家级的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编写和出版综合性考古专著方面，历来有着为学界所推崇的优良传统。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其前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即系统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均以其全面而精良的论述，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多年来一直是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研究的必备之书。因此，上世纪末考古研究所启动编著九卷本《中国考古学》的壮举，就明显是对这一优良学统的承续与发展。果然，在《夏商卷》《两周卷》相继出版后，就迅速以全新的成就，为学界所推崇，考古所一直以来严谨、扎实的学风在此中大为显扬。

 

      由于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方向较侧重于秦汉考古，故前述二书出版后，我即企盼起其中的《秦汉卷》来。当考古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之际，经多年潜心研究、精心编校《秦汉卷》的出版，就不仅使《中国考古学》更添新章，赓续发扬着考古所的优良学统，更使我如愿的获得了一份度过炎炎盛夏的清心“凉茶”。历经三月学习后，自感所获良多之际，我禁不住想把自己读书时所想的几点写下来，与同好分享。

 

      第一，对秦汉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与升华

 

      《秦汉卷》系统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近90年间中国秦汉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成果，集中论述了国外有关中国秦汉考古的资料及研究意见，全面深刻揭示出宏远壮阔秦汉文明的发展进程及具体表现。无论从资料性还是从科学性方面讲，它都是一部具有学术性及权威性的秦汉考古学的综合著作。今后若欲了解此前秦汉考古的主要发现及成果，有此一书则事半而功倍。与此相应，那些列于各章节的相关注释，无疑将成为今后开展相关课题研究的资料简引。斯书与学与人，功莫大焉。

 

      第二，历史时期考古学方法论的高度总结

 

      作为该书首章的绪论，在全面中肯的回顾了近90年来秦汉考古的发展历程后，首次高度综合的对秦汉考古的相关理论问题，以秦汉考古学的基本任务和特点、文化分期、文化分区、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应用、“历时性”与“共时性”及“类比性”、边远和少数族地区的考古研究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理论层面探讨了秦汉考古的内容、目的和方法论，且多为前人未发之论。

 

同时该章还在对近90年来大量学者已开展研究成果高度提炼的基础上，从学理高度进行了总结凝练。如在“关于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应用”中指出，“进行遗迹和遗物的年代学研究，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纪年资料或有年代标示的资料，同时与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有机结合，这是历史考古学的特点所决定的”；又如在“关于‘历时性’与‘共时性’以及‘类比性’”节中指出，“由于资料的限制和学科发展的时代局限，我们还不可能就所有问题都进行‘历时性’的说明，但‘历时性’作为一种原则不宜忽视，至少应当避免把某一时段的东西作为整个秦汉时期的东西加以解释和阐释。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一事物不是从一个地区直接传播到另一个地区的关系，将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期的东西联系起来对其发展演变进行‘历时性’的观察和分析，是应当避免的”。“就秦汉帝国内部来说，其统一性和地域性的研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其上下400多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比较和研究，但一般情况下应将其划分为若干阶段进行不同地域间同时段的比较研究，方可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否则，就会失之大谬”，这无异于晨钟暮鼓般对警示着目前不断出现的“关羽战秦琼”似的“比较”研究，而类似的分析大量存在于该章。该章的理论性思考，必然对今后秦汉考古的发展与深化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而正由于有了对秦汉考古全面深刻的思考为基础，在该章最后“秦汉考古的主要课题及其展望”所构建的秦汉考古框架中，就既有如都城、帝陵、墓葬考古等过去已取得丰富成就并为时下学者习闻乐与的方面，也有如地方城邑、聚落、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向来研究者寥寥的研究方向，其所论所述思宏体达，实为一篇构建秦汉考古体系的学科“宣言”。而同样重要的是，因一来秦汉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组成，二来无论从考古工作的开展时间、工作程度、还是从资料积累情况看，秦汉考古在各历史时期考古中颇为发达，而秦汉更是我国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发展时期，因此该章“从秦汉考古的历史、现状和学科建设的实际出发”，对“秦汉考古的主要课题及其发展趋势提出的基本认识”，就自然可以为其他历史阶段的考古所借鉴，“秦汉考古是如此，整个历史考古学乃至整个考古学也是如此”，其所提出的若干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方法论，对推进相关历史时期考古的发展，一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秦汉考古中区域研究的全新分析

 

当50多年前夏鼐先生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三原则”时，第二条即要求考古学文化有特定的“地域”。而在1975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开始使中国考古学摆脱中原核心的窠臼，使区域考古和由之而来的许多文化演进交流等问题，成为研究的对象”时，更强调着考古学研究中的“区域”概念。此后到1987年，当张忠培先生提出“历史—文化区”和“亲族考古学文化区”等“标志着考古学界对谱系研究的层次性有了突破性的认识”的意见中，一样强调着“区域”对考古研究的重要。

 

进入历史时期后，由于社会管理等原因，在史前考古中仅有的自然区和文化区外，出现了行政分区，因此如何利用考古资料开展三者间关系分析，就成为历史时期考古中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任务。虽早在1950年代，佟柱臣先生就已据东北地区调查、发掘的墓葬、遗址资料，开展了东北郡县治所及疆域问题的研究，对文化区、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进行了先行式探索。但更多的分析明显勃兴于80年代之后，俞伟超、徐苹芳、郑君雷等先生都先后分析了汉代地理分区与考古学文化间关系，就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区域问题提出许多先验性结论。如郑君雷先生提出了“西汉墓幽州分布区”概念，认为其基本与西汉幽州刺史部比较稳定的部分重合，大体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幽辽渤燕”，显示出汉代地理分区与考古学文化的密切关系，对汉墓分区开展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与尝试。

 

但从迄今为止的秦汉考古区域研究看，几乎所有的区域研究，都还局限在某一流域或郡国，究竟整体上全国范围内的秦汉考古应分为多少区块才较为允当，除距今甚早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等少数的研究成果外，学界还少有系统而详尽的论述。而实际上，如何分区、分多少区、各区内考古学各有何特点等的问题，却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秦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如何认识秦汉帝国建立和巩固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分区研究说到底最后解决的还是全局性问题。

 

从《秦汉卷》的具体内容看，虽由于考古资料限制，其秦墓的分区仅有关中、关东、江汉、四川等4个区域，但到资料积累丰富的汉墓分区时，该书就鲜明的提出了关中、中原、幽燕、北方长城地带、东北、山东、苏皖、江汉、湘鄂（江南）赣、东南、岭南、川渝、甘青宁、西南等14区的分区意见，这无疑是对过去学者“六区”“十区”等意见在新材料积累后进一步发展的高度概括。由于其分区“充分参考了当时郡县遗迹十三州的行政区划、《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所载之文化地理划分，并适当考虑到自然环境和当今的行政区划”，因此，虽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汉墓分区，随着资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将会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但就目前所拥有的考古资料言，其14区的划分不管在全局把握还是在各区内资料的分析上，都有着一时无法逾越的地位。14区的划分及其所显示出的分区方式，对今后秦汉考古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如前所述，它自然也会对相关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区域研究，产生重要的借鉴价值，并进而不断推进历史时期区域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

 

考古学是一门实证性非常强的学科，过去学界公认的意见，每每会在更新的发现前得到修改和发展，而历经多年由多位学者完成的这样一部全国范围的综合性著作，肯定是一项充满着痛苦与庆幸的事情。其痛苦，是新发现肯定会不断的使已完成章节面临着修改甚至重来的“尴尬”，研无止境而稿有定期，苦乎？其庆幸，是不断的新资料可使习见认识更加丰富趋于饱满，并避错出新，幸矣。《秦汉卷》的编著历时多年，其中辛苦其中乐，读者岂能猜度！因此，当《秦汉卷》这一全新而更高的“巨人肩膀”，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前矗立起来时，在被其深深吸引的反复学习中，我不由得对该书的作者们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