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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博物馆背后的故事2


    DM:1995年,1998年,当时能这么做,观念已经是很超前了。我记得刘克成老师说过,后来省里有领导让把那个门厅层高拔高了,他觉得这是特别糟糕的事情。

    Z:这些又是后话。从1995年焦南峰接了王学理之后,王保平负责钻探,焦南峰是考古队队长。在建之前还有一件事,比利时杨森制药公司的老总杨森(Paul Janssen, 1926-2003),我陪他来的,他非常高兴地站在北区羊和牛的从葬坑看了以后,马上就说他要捐助。他说这个发掘太重要了,大概是40万,记不太清楚了,就通过杨森制药公司西安公司赞助,支持文化遗产保护。

    杨森这个老头是太好一个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中国所有的事业的热爱,那不得了。后来他跟我说,他为什么对中国有感情?是因为他和马海德[6]关系很好。马海德给他介绍中国哪儿好,哪儿的投资环境好,这样在西安建的杨森制药公司。所以这个事情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199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李瑞环同志确定了文物工作的方针,1995年开的第二次全国文物工作会,李铁映同志专门提出大遗址保护。2004年专门派国务院调研组,对陕西、河南的大遗址保护做了调查。大遗址这个概念就提出来了,大遗址保护工作也提上议事日程。[7]

    这么大规模的遗址如何保护?肯定要规划一下。不能零敲碎打,碎片似的。如何把碎片整合起来?只有靠规划。碎片和规划之间靠什么来连接呢?靠考古调查。这个考古调查就是整个陵园范围有多大面积?它里面都有些什么?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什么性质的?它的原始环境风貌,经过我们发掘推测是什么状况?

    考古工作无论是从王学理还是到焦南峰的发掘,是非常成功的,对当代人去了解汉代帝王陵寝制度是非常有好处的。之前刘庆柱专门对汉代帝王陵寝做过研究,但是他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田野调查”,和后来的勘探、试掘、发掘还有一定的距离。对于整个汉代陵寝制度和遗存,宏观地已经基本把握了。[8]

    然后经过王学理、焦南峰为首的考古队的发掘,对阳陵就做到了基本清楚。当然前面还有文化大革命期间,石兴邦先生、李毓芳同志他们发掘的杨家湾汉墓,也对汉代帝王陵寝的丧葬制度做过很重要的发掘和研究。经过这样一些工作,阳陵,包括阳陵东区,陪葬墓区,几百座陪葬墓,都是一个墓园一个墓园规划好的。

    经过这些发掘,我觉得历史的碎片逐步地拼合起来,这个拼合使我们能够比较完整地去了解汉景帝阳陵的布局,包括地面建筑、陵城、陵阙、陪葬墓区、从葬坑区,整个有了一个了解。按照文物分布,大概有两千多亩地,不到两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基本上内含遗存的性质都清楚了。当然也还有些争论。

    然后在这些基础上做规划。当时是单位招标,最接近于大遗址保护要求的,就是刘克成的方案。这个规划总体包括陵城、从葬坑、地面建筑、陪葬墓区……,西铜高速公路以西部分,基本上涵盖。做了保护区、环境影响区、展示区等等,全都放在规划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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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汉阳陵保护规划草图(绘制:刘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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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汉阳陵保护与利用规划总平面图(来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刘克成工作室)

    这个规划国家文物局很快批准了。正好这个时候,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推行了一个陕西旅游体制改革,想把这个区域完全划给旅游(方面)来管,当时我是不是很赞成这个办法。

    DM:就是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我看《阳陵大事记》,2000年4月成立规划招标领导小组,您是­组长,张小可是副组长。

    Z:对,还有一段事情。李建国、程安东、贾治邦这些省里领导视察以后,我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工作思路,就是把这块地征下来,作为阳陵陵园大遗址保护和展示区域。因为老百姓在里面种地,就有可能碰到什么就挖,盗墓也管不了。

    省里也同意征地,两千多亩地,里面有老百姓的庄稼、树。当时李居西和周魁英带着人,包括焦南峰和王保平,一棵树一棵树的数,丈量数树,和咸阳当地村组织结合起来,把当时地面附着物全部弄清楚了。这个时候,陕西省人民政府下决心征这块地,整个两千多亩土地,一亿一千五百万。这个事是和规划同步的。

    在规划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要做什么,按照规划的要求,有什么样的建设可以做。比如展示,特别是配合考古发掘的展示,又提到日程上来了。我当时有一个思路,在我们论证规划的时候,那时候张小可他们也在,还有分管的一个省政府的秘书长也在,赵德全省长主要抓这个工作。

    当时有人建议在这儿建大型汉代文物的展馆,把汉代陵墓出来的东西都集中在这儿展览,那么体量就会很大,而且都要是仿汉式建筑,甚至提出考古工作站也加个汉代建筑的屋顶。

    在论证的时候,因为我是规划评审组的组长,我提了一个观点:这个地方,一定要大象无形。我讲了一个故事,这是在我们文物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故事。

    在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民主人士叫张奚若,跑到西安考察调研。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听说他去茂陵了,就问他:“你到茂陵的感觉是什么?”他用了八个字回答,叫做“一无所有,气象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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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1947年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拍摄的茂陵

    一无所有是什么?是现在只能看到汉家陵阙的这种状况,泱莽苍凉的岁月感和历史感。泱莽苍凉的历史感给人直观的感受就是一无所有。就像我们现在在阳陵,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天晴的时候可以看到北山,可以看到唐代的乾陵、九嵕山,一直延续下去。往南看是渭河和西安,天气再好,(可以看到)南山,一种非常壮阔雄伟的关中道[8]的景象。

    五陵原就在这个塬上,脚下渭河,北边是唐代帝王陵的北山,再往南,是汉长安城和秦始皇时“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的秦岭,所以这样一种大自然的格局就给了秦汉时代天赐的一个帝都气象。如果我们在上面再弄这个弄那个,那确实就成了给我们的老祖宗随便添加这样那样的色彩,完全背离了我们老祖宗的审美和制度。所以我提出来要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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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表南山之巅以为阙”
(法国作家、考古学者、探险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年)在1914年拍摄的临潼秦始皇陵)

    第二是气象万千,气象万千是什么呢?它是淹没在历史中的历史画卷,只要人们的修养和知识水平提高了,都会感觉到。因为在这个大的舞台上,不知道有多少历史的活剧在这儿上演,周、秦、汉、唐都在这里。从一无所有到如何展示,又是一个问题。

    一无所有,怎么展示?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是在晚上讨论的这个规划,刘克成当时非常赞成这个故事。就是又能看到文物,又让上面没东西,这是个大课题,怎么弄?后来我下面就和克成商量,我观点非常坚决,地面上不能有东西。实际上已经有一个败笔了,就是南阙(遗址保护建筑),当然也是为了保护里面的阙台遗址,但实际上可以不做那么张扬,如果不做成仿汉式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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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一无所有,气象万千"
(照片左侧仿古建筑为东阙门遗址保护建筑)
(摄影:刘克成)

   DM:像现在丹凤门遗址保护展示厅,整体土色,又可以清晰地和考古遗址区别开来,效果也不错。

    Z:对,甚至为了保护它,我们留一部分原来的,剩下部分拿这个砖砌起来也行。但当时又想让人进去看,想法过多,只能这样,体量就比原来大了很多。这是不足的地方,是要在今后要汲取的教训。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建好后,对里面的遗址是有保护的效果,是积极的,就是它的外形太张扬了。

    在发掘的时候,当时为了能够继续发掘,也方便有一些人来看我们的发掘工地,搭了一个临时的棚子,我忘记了这是哪一年,好像是1996、1997年。棚子底下是一条条从葬坑,从坑上面就可以看下面。我们还采取了一个办法,从没发掘地方的台阶下到坑底,从侧上方去看,就比较接近(发掘现场)了。这个加上临时棚子的大坑,当时江泽民还去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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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汉阳陵动物从葬坑遗址发掘现场(摄影:王保平)

    DM:看《阳陵大事记》,应该是1999年,江泽民去参观……

    Z:对,1999年江泽民去看过。江泽民去看的头一天下大雨,上午他去看秦始皇陵、兵马俑,在秦始皇陵的时候我跟他讲征地保护。大面积征地保护文化遗产,是秦始皇陵开始的,也有汉阳陵。

    上午江泽民同志参观的时候,我向他汇报,他说:“你们征地保护,我赞成。”这等于通过江泽民同志首肯就可以立项了,原来我们不敢想的,那个(秦始皇陵)比汉阳陵还大, 2.13平方公里,这边(汉阳陵)不到两平方公里。江泽民同志确定要去汉阳陵,大概是下午,吃完饭,他先到省军区接见驻陕部队的同志,然后到阳陵。

   上午雨下得不行,当时我就让办公室主任李居西带领人,把去阳陵参观的路铺好,因为到发掘现场都是土路,面包车没法进,最后李居西和咸阳市领导商量好,调集车去拉石子,下午四点钟前把路就铺好了。

    当时差一点就不能去了,我说不管怎么样,总书记来之前,我们的路一定要铺好,一定请总书记来看。我心里有一个想法,不管怎么样,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了以后,他会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有一个更深切的了解,对保护的难度他也能了解。这样对我们提出来的一些保护措施,恐怕他就会理解甚至支持。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江泽民同志去看完以后,特别高兴,而且认为征地保护确实是一个方式。全国其它地方哪能征这么大块土地保护文物啊,而且这是关中道的良田。

    所以这个坑也是从上面斜坡走下去,走到坑里面看,规模就出来了。从上面看,从坑沿上看,一直下到坑底从侧上方这几个方向去看文物,都能看到。因此,在设计保护展示大厅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一定要从各角度能看到文物,最好能接近文物。

    当时有同志说,咱们还是按照8号从葬坑的方式,上面铺上玻璃,就从上面看了。我说不行,汉俑全是小的,30多厘米不到40厘米高,再就是小动物,没有大的。大的兵马俑你可以只从上面看,但是这些小的,这么近从上面垂直看,是一个个脑袋,对一般人了解它绝对没有吸引力,打动不了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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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汉阳陵南区十号从葬坑出土武士俑群局部(摄影:王保平)

    怎么才能够让人能感觉到它是震撼的?我有一个感觉:越接近历史越震撼人。就像我们搞发掘的,就在揭开它的一瞬间,看到了它,就觉得我是在和历史对话。什么时候我们的遗址陈列,让大家感觉到我是在和历史对话,我们就成功了。因此不能够简单的用模仿秦兵马俑保护和陈列的方式,那是秦始皇陵独有的保护陈列方式,而我们要从汉阳陵的埋藏条件、覆存条件来确定保护展览的方式。

    这时,刘克成已经进入到遗址陈列保护大厅的设计阶段了,他很赞成我的想法。第一,不出地面。因为在帝陵陵冢旁边,起任何建筑都会对已有风貌造成严重影响。而且这是在帝陵、后陵之间,必须是遥遥相望的,不能中间又有东西把帝陵、后陵两个陵寝隔开了,从整个景观上考虑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下沉式行不行?不出地面解决的是一无所有的问题。下沉式解决的是接近文物,和历史对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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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入口

(照片左侧仿古建筑为东阙门遗址保护建筑)
(摄影:刘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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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汉阳陵帝陵外藏坑遗址大厅设计草图

(绘制:刘克成)


    DM:张老师,这些原则都是在2000年10月帝陵从葬坑遗址博物馆的招标设计时就已经确定了吗?

    Z:没有,这是慢慢和刘克成商量,在招标和他中标以后,不断地交流,最后才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设计思想。这个设计思想又贯穿到设计图纸里去。

    最后有一个他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怎么靠近文物?我说解剖,既有原来的坑,又有可以从侧上方看的,又有坑底平视的。能不能解决?克成说,从设计上讲这没有问题,你们文物方面允许不允许?我说没有关系,咱们采取一个新的方式:这边坑是文物,解剖以后,(把两条从葬坑间的土壁挖掉),那边坑文物也在,完全可以还原。这边玻璃墙上去,就是原来的坑壁位置,这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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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考古人员在封闭环境中从事发掘清理(摄影:王保平)

    就这么反复商量,克成当时还提了怎么用玻璃通道,怎么对视觉能够产生比较大的冲击,他给我讲了很多……我认为可行,这个设计还要报国家文物局批准。

    最后的设计是挖掉了几个坑壁,但是里面的文物完全是原状陈列的,考古发掘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经过了几年的建设,又有人提出来在地上面修大屋顶,我说绝对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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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遗址大厅

(摄影:刘克成)

 

    DM:修大屋顶是博物馆落成后又有人提出的?

    Z:落成之前,还要仿汉式。我说这不行,既然国家文物局已经批了这个设计了,我们就按这个走。

    到2005年10月建成,我就离开陕西了。当时在西安召开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15届大会,大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目,就是全体与会代表参观汉阳陵。

    当时,我本来挺自信的,突然这么多搞文化遗产保护的世界各国专家包括全国各地的专家都要去看,我突然感觉吃不准了。我当时就讲,今天我不去了,将来他们要是说这事弄坏了,破坏了文物,就说这是张廷皓弄的,跟别人没关系。

    后来他们回来了,我就急忙问大家的感觉,这个时候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佩策特(Michael Petzet),当时ICOMOS主席,见了我就说,阳陵太好了。那次在西安的会议主题就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周边环境,他说环境保护得太好了,文物保护陈列太好了。

    我又问大家怎么感觉,大家一致觉得非常好,说是在秦兵马俑保护陈列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我一下就放松了。那天晚上是要看大明宫的晚会,我也不去了。我和我们的总工程师付清远说,“我今天请你吃水盆羊肉去”。第二天,我也不参加会了,直接到汉阳陵。一下我彻底放心了,本来的自信,通过验证,就更加自信了。

    现在两千多亩地也征到了,遗址陈列保护大厅也建起来了。我说后面我就离开了,后面整个就是一个经营问题,管理问题,就全拜托你们了。当时大家都非常高兴,管建设的吴晓丛、李居西都在。

    所以整个过程,我觉得文化遗产的覆存条件是千差万别的,文化遗产在各个时代也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即便就是在中国在西安一个地面上,不同的朝代都有不同朝代自身的特点。因此,它对于保护和陈列展示的要求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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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15届大会专家参观汉阳陵帝陵外藏坑遗址保护展示厅

(摄影:王保平)

    [6] 马海德(Shafick George Hatem, 1910-1988),医生,美籍黎巴嫩人,贝鲁特美国大学与日内瓦大学医科毕业。1933年到中国,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后长期在陕甘宁边区从事医疗工作。1950年正式加入中国籍,是首个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籍人士。

    [7] 关于“大遗址”作为一个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使用的专门概念在国内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参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2 大遗址保护专项行动出台之前——萌芽、形成与发展”,《大遗址保护行动跟踪研究(上编)》,文物出版社2016年7月,页9-20。

    [8] 关于汉阳陵的早期现代考古调查活动,主要包括:1933年,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一著在日本刊行,其中“汉代陵墓”一章是最早关于阳陵的现代考古调查资料;1972年,陕西省博物馆杜葆仁主持发掘位于阳陵西北的刑徒墓地,并于1980年3月发表《西汉诸陵位置考》;1978年,咸阳市博物馆王丕忠、张子波、孙德润等对阳陵进行了地面考古调查,并于1980年3月发表《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李毓芳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考古调查,并于1982年发表《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以及在1987年出版《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一著,确定了汉阳陵帝陵、后陵的具体位置。转引自自胡芳,“阳陵考古大事记”,《汉景帝阳陵探秘》[M],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9] 关中道,近代旧行政区划名,陕西三道之一,辖境约为以今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今天“关中道”一词在民间仍有沿用,成为地理名词,意同“关中”、“关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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