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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博物馆背后的故事1

受访人 | Interviewee
张廷皓(以下简称Z)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荣休院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在1998年至2005年任职陕西省文物局局长期间,主持汉阳陵博物馆项目的领导工作。

采访者 | Interviewer
許東明(以下简称DM)


摘要 | Abstract

    从2009年至2015年,笔者就“遗址博物馆的中国与挪威案例对比研究”这一博士论文选题,以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为工具,对在挪威和中国所遴选的两个遗址博物馆案例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栏目首批系列文章即有关这一田野调查工作的人类学访谈笔记。

    此项调研工作的重点为采访曾以不同角色参与相关遗址博物馆建筑保护工程项目的专业工作者——包括考古专家、博物馆学专家、博物馆管理者、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施工监理人员和文物保护官员等——分别代表了参与项目实施的不同组织机构。

    社会人类学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与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是开展此项田野工作的主要科研工具。

    这一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主要聚焦于挪威和中国的两个遗址博物馆的三则遗址保护与展示建筑案例——即挪威哈马市(Hamar)海德马克博物馆(Hedmarksmuseet)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建筑“大哈马谷仓”(Storhamarlåven)和哈马大教堂遗址保护厅(Vernebygget over Domkrikeruinene på Hamar),以及中国西安汉阳陵博物馆的汉阳陵帝陵外藏坑地下遗址保护展示厅。

    阳陵是西汉王朝第四位皇帝、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前141年)与皇后王氏同莹异穴的合葬陵园,坐落于西安以北泾渭两河交汇的咸阳塬上,在五陵原西汉帝陵群中位居最东。

    对汉阳陵的考古调查始于20世纪70年代,现已探明的阳陵陵园遗址区包括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南北区从葬坑、礼制建筑、陪葬墓园、邢徒墓地以及阳陵邑等组成部分共约20平方公里。[1]

    汉阳陵博物馆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前身是1999年建成的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是中国2010年首批公布的十二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

    汉阳陵博物馆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在2000年至2006年设计并实施完成。建筑位于阳陵帝陵封土东北侧,靠近帝陵封土,是中国首座对考古遗址实现全封闭保护,并采用国际文物保护先进技术的现代化全地下遗址博物馆。

    鉴于保护遗址及遗址周边环境真实性与完整性的考虑,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弃宏大而就无形”,采用全地下建设方式,淡化了建筑对遗址环境的干扰,并运用先进科技,将遗址环境与参观环境分离,通过封闭模拟文物埋藏环境为文物保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中国同类型考古遗址博物馆中的范例。[2]

    笔者就汉阳陵博物馆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这一项目共采访了十位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幸蒙受访人慨允,得以将这些访谈信息采集整理作为基础数据以资进一步学术研究之用。

    这些访谈对于所聚焦的项目案例,堪为一份珍贵的口述历史记录。读者由此不难勾勒出一幅有关具体案例的全景图像。

    而多位受访人在访谈中不乏于项目之外对文化遗产保护与遗址博物馆设计实践认知之胜义阐发,相信無论于笔者抑或读者,都既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收获了。

   关键词 | Keywords

   遗址博物馆、社会人类学、汉阳陵、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

    [1] 汉阳陵博物苑编,《汉阳陵博物苑》[M],文物出版社2006年,序言,页1。

    [2] 关于汉阳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项目,参观张平、陈志龙、李居西,“汉阳陵帝陵遗址保护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建筑学报》[J],2006年2期,页70-72;吴晓丛,“弃宏大而就无形——汉阳陵遗址保护展示建筑的创新实践”,《时代建筑》[J],2006年6期,页46-51;刘克成、肖莉,“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建筑学报》[J],2006年7期,页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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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帝陵外藏坑遗址保护厅

(摄影:刘克成)

访谈 | Interview


    DM:您是什么时候正式介入汉阳陵地下遗址博物馆这个项目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Z:(汉阳陵)发掘的事儿你清楚吧?   

    DM:考古发掘的事儿您也可以简单聊聊。

    Z:发掘一开始就是做机场高速专用线的时候,要经过阳陵跟前,那是哪一年我忘记了……

    DM:是1990年5月,陕西省考古所配合西咸机场专用线工程做考古勘探发现的从葬坑。

    Z:凡是在西安地区,特别是五陵原上边,任何工程都要先做考古勘探,发现了就发掘,那么这地方是汉阳陵是无疑的,已经确定的。

    DM:是的。看材料,这里被列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是1963年。

    Z:(汉阳陵)上面有毕沅的碑[3],这也算挺罕见的,因此从文献记录上看,这是阳陵。但是阳陵到底是什么样的规模,它的陵城多大,这个都不是很清楚。因此就做了勘探,发现了公路南侧和公路北侧,先发现南侧后来发现北侧,有不少的从葬坑。

    整个丧葬制度,汉承秦制,应该和秦制差不多。它除了有主墓葬和封土,它是同茔不同穴,这是汉代帝王丧葬制度,皇后和皇帝在一个陵园,但是不在一个墓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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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考古发掘前的汉阳陵帝陵及南阙门遗址(摄影:王保平)

    这两个大的帝陵后陵封土确定了,南边还有一些建筑基址,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头上面刻了一个十字,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没有定论。当时有人说,这是一个地标性的,测量用的基点,但是不是?韩伟当时说这是一个社[4],一个基础,但具体是什么,还有待研究。

    陕西省测绘局有一个结论,[5]当然这个结论也是一个推测,这个石头确实和今天西安南北向的中轴线是一致的,但是凭这一点,这是孤证,恐怕还不好说。但是知道它是一个很大的建筑基址。通过考古勘探,建筑基址有好几处。另外还有从葬坑,分为南区、北区,南区大概有6条从葬坑。再就是北区,北区先是从东面探,还有几处遗址的土堆,刚好是陵阙的四个阙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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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罗经石建筑遗址外景(摄影:王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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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罗经石建筑遗址发掘现场鸟瞰(摄影:王保平)

    这样就通过勘探了解清楚里面是有从葬坑,做了一些试掘,是王学理领着人去做的,工作做得不错,先没有大规模发掘,都是试掘。起码有北区从葬坑、南区从葬坑,暴露出来了一部分,有牺牲——猪、羊、牛,排列整齐,很完整。(从葬坑)有木头的护壁,上有木头的盖板,最后都塌了。发掘出来的东西是不错的,基本还没被盗。

    大概在1994年,李铁映同志来视察。在这之前,因为发现了从葬坑,盗掘风起。94年我们(省文物)局里,晚上去突击检查,王文清是我们局长,那时我是副局长,突击了好几次,采取这个办法,结果也没抓着。

    盗墓贼当时的盗法,就是用洛阳铲打洞以后,用布袋装的炸药,猖獗极了。盗洞起码二十几处不止。公安有破的案子,有抓住的,但没有抓住的是很多的。甚至老百姓的牛在耕地时,牛腿都陷到坑里去了。所以我们就通过国家文物局批准,抢救性地发掘了一部分,正式组建阳陵考古队,队长是王学理,发掘出来一部分……

    DM:这是1994年?看《阳陵大事记》,1990年5月组建了以王学理为队长的汉陵考古队。1998年之前,似乎只有李瑞环在1990年10月视察阳陵考古发掘工地的记录……

    Z:对,李瑞环同志也有去视察,1990年,还有1992年参加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李瑞环同志视察是王文清局长陪着的。李铁映同志视察是我陪着的。

    李铁映同志因为听到大遗址盗掘比较严重,他在1994年的时候,从机场下飞机就到汉阳陵,来看盗掘的现场,也有发掘的现场。对发掘他很满意,但是就盗掘对陕西提出了很严肃的批评,指出应该认真地打击盗墓。我当时在文物局一直分管考古、抢救性发掘、文物保护这方面的工作。

    整个发掘到了北区和南区都揭露了一部分的时候,(西咸机场专用公路)要选线,这条线一定不能压到文物,所以你看它这个线有点弯曲。对它的垫方也提出了要求,不能太高,不能高于阳陵的阙门,所以现在阙门那边很高,公路这边就很低,对环境做了一定的要求,毕竟它是通过了陵区的。

    但是那个时候,阳陵在发掘前划定的保护区比今天小得多,很多从葬坑是在陵城之外的,当时不知道,所以就这样选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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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汉阳陵陵区考古遗迹分布图(来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刘克成工作室)

    当时考古队就住塬下的村子里,考古队发掘的文物也在那里。在1997年、1998年,省委书记李建国同志来了,他非常重视文物,因为他跟过李瑞环同志,知道李瑞环同志对陕西文物的要求。

    李瑞环同志在1992年的时候,在陕西说了这么一句话:“陕西省的文物工作是中央交给陕西省委、省政府的特殊的任务,就是保护文物。你们除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以外,还要抓好文物工作,因为这是非常特殊的,中国最辉煌的时候,建都都在这儿,地下的文物太多了。”所以李建国同志去了后,就很清楚陕西有一个重要特殊的事,就是抓好文物保护。他也经常去周边视察,也看过(机场专用)公路。

    1998年,我接王文清同志做局长,陪着李建国书记专门去看。当时我们陕西考古上的收获很多,阳陵就是一个。我经常给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报告,我们哪儿有些重要的发现,周末的时候能不能去看一下。李建国同志和程安东同志去了以后,看到发掘现场,很满意。

    我们考古队的所在地,租农村的窑洞,条件很差,而且考古发掘点的临时性库房也很简陋。当时我提出,能不能在这儿建考古工作站,当时王学理同志很明确地提出,这里是长期发掘,能建一个永久的工作站是最好的。

    DM:张老师,我觉得这个时间上稍微有些混淆。看《阳陵大事记》,1995年焦南峰已经接替王学理任阳陵考古队队长,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更早?因为1998年阳陵考古工作站已经动工了。

    Z:这个事儿再往前。对,在以前就提出来了,缺乏经费没有落实。后来李建国来了,程安东同志当省长,他也专门去看过,当时就确定建一个考古工作站。这时候就等于可以立项了,由省文物局报文。工作站的功能,除了是考古发掘队驻地,还有文物库房,文物修复室这些功能。这个你也去看过,在最南头儿。

    DM:对,这是刘克成老师最早参与汉阳陵的一个项目,他设计的阳陵考古工作站。

    Z:当时提出工作站还要有一定的展示,可以让老百姓看刚发掘出来的文物,(工作站)是这样一个综合的功能。我和刘克成认识是在设计黄帝陵的时候(1990-1994年),我就觉得克成不错。所以在设计汉阳陵的时候,同时还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陵陵区规划,克成也都参与了,和林业科学研究院下面的一个单位合作的。

    克成独立拿的我们省文物局的第一个实体项目,就是阳陵的考古工作站和陈列室。我当时对风格提出了一个基本想法,因为看现状,这个地方已经出现这么多东西了,因此我提出,一个是限高,就是绝对不能是大体量的;第二,能不能咱们参观完出来以后,只记住汉阳陵,只记住它的陶俑和(考古)工作,其它的都不知道。建筑没有特别抢眼,让这个建筑淹没在整个遗址和历史中去,不要突出它,而要突出文物。

    克成还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景观,一个大窗,从大窗往北看就是阳陵,整个一面墙的一个大玻璃窗看过去,外边就是阳陵,非常好。我觉得无论室内室外,突出的是文物,而不是这个建筑。所以我们就商量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

    当然,一些领导同志说这个地方一定要弄成仿汉式的建筑,要不然怎么体现汉代的辉煌呢?我回答是这样的,本来遗址就给人以遐想,就已经体现出它的规模了,就单凭这个遗址,不用我们现在人为再搞什么,那只能喧宾夺主。连色彩,我和克成都商量了,黄色,大地的颜色,土的颜色,老远看过去和黄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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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汉阳陵考古工作站外景(摄影:王保平)

    DM: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建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完全和地景融在一起。

    Z:遗址就是个土。(这个建筑)它的规模体量,外面的装饰色彩,基本上就是和土一样,突出文物,不突出建筑。包括建筑形式就是一个方块儿,因为它前面就是遗址,就是8号坑。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一个非常综合的复杂的功能用一个极简的设计思路和手法,只能突出文物。可能是这样一个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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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汉阳陵贵族陪葬墓园M85发掘现场(摄影:王保平)

    [3] 毕沅(1730年-1797年),清乾隆乾隆25年(1760年)状元、学者,曾任陕西巡抚十余年,乾隆41年(1776年)孟秋为阳陵书立正名碑。另外,毕沅在孝景王皇后陵前立碑,碑文铭为“汉惠帝安陵”。而真正的安陵在长陵之西,此碑为毕沅疏于考证之误。参观赵超,“毕沅、足立喜六与汉阳陵”,《大众考古》[J],2014年8期,页50-53。

    [4] 韩伟(1937-20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参见韩伟,“罗经石乎?太社乎?”《考古与文物》[J],2001年2期,页56-58;及《磨砚书稿》[M],科学出版社,2001年。另参观王学理,“罗经石遗址是阳陵庙”,《陕西日报》2000年6月13日;王学理,“陵庙乎?太社乎?”《文博》[J],2001年5期;王占奎,“试论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祭祀性特征”,《考古与文物》[J],2002年6期;李零,“说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设计”,《考古与文物》[J],2002年6期,页51-60。

    [5] 陕西省测绘局工作人员现场勘测后发表文章认为,罗经石是汉阳陵陵园建筑中的测量标石。参观董鸿闻等,“阳陵罗经石的实测和研究”,《测绘通报》[J],1995年6月。转引自胡芳:《汉景帝阳陵探秘》[M],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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